我今年四十五岁，在尼日利亚经营着两家中型塑料制品厂和一家建材贸易公司。除去所有的开销和打点当地关系的暗账，我每年的纯利润保守估计在三百多万人民币。

在国内那些过去的朋友眼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是他们在酒桌上常常用来吹嘘的“人生赢家”。

在这个只要有钱就能享受特权的国度，我住着带游泳池和高压电网的豪宅，出门有防弹级别的越野车，甚至，我还入乡随俗，合法地娶了三个当地的老婆。

金钱、地位、齐人之福，这些世俗意义上男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似乎全都攥在了手里。可是只有我知道，这件用钞票编织起来的华丽长袍里，爬满了多少咬人的虱子。

这一切，还要从十二年前我刚踏上这片红土地时说起。那时的我，在国内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破产，背着几十万的债务，带着一种近乎亡命天涯的决绝来到了西非。最初的日子，没有光鲜亮丽，只有汗水、泥土和无尽的凶险。

我跟着几个老乡在卡诺的杂货市场倒腾二手服装和小五金。那里的太阳毒得能把人的皮肤烤蜕一层皮，空气里总是弥漫着香料、旱厕和劣质香水的混合味道。

在那段最底层、最灰暗的日子里，我感染了恶性疟疾。那种感觉至今想起来都让我不寒而栗。高烧四十度，骨头里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我躺在用铁皮搭成的简易棚屋里，连喝一口水的力气都没有，甚至已经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

后来是阿米娜救了我。她当时是我雇来整理仓库的当地女孩，沉默寡言，手脚麻利。在我昏迷不醒的三天三夜里，是她一直守在我的行军床边。她用当地土法熬制了一种苦得让人作呕的草药汁，一勺一勺地灌进我的嘴里；她不停地用浸过凉水的毛巾擦拭我的额头和脖子。当我终于在一身透汗后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阿米娜那双因为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

病好之后，我给了她家几头牛的钱作为彩礼，按照当地的习俗娶了她。那时的婚姻，没有任何浪漫可言，更多的是一种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的本能。我需要一个能在生活上照顾我、在当地帮我处理繁琐小事的帮手，而她，需要一个能让她吃饱饭、不用再每天扛着几十斤重物换取微薄薪水的依靠。

阿米娜为我生了两个儿子，她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的心态对待我。她不会说英语，只会说当地语，我们之间的交流往往需要连比划带猜。即便后来我发迹了，买了大房子，她依然习惯性地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用手抓着吃那种黏糊糊的木薯面团。她是我在这个国家的根基，却永远无法进入我的精神世界。

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我把大本营搬到了南方的经济中心拉各斯，开始涉足利润更丰厚但也更复杂的制造业。在这个地方做生意，如果没有强大的本土势力作为靠山，你的工厂就像是摆在狼群面前的一块肥肉。海关的刁难、税务的无理罚款、当地黑帮的勒索，甚至附近村庄隔三差五的断路闹事，能把一个外资老板生生逼疯。

在一次险些导致我一家工厂被当地暴民砸毁的危机中，我通过中间人结识了当地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部族长老。为了彻底平息事端，并为我未来的生意铺平道路，在一番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换后，我迎娶了长老的侄女，格蕾丝。

这是我的第二段婚姻，一场彻头彻尾的商业联姻。格蕾丝和阿米娜完全不同。她受过教育，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浑身散发着一种理直气壮的傲慢。她嫁给我的第一天，就带进了六个随从和保姆，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别墅里最大的一套连通房。

格蕾丝确实帮我挡掉了很多外部的麻烦，只要有当地人来工厂找茬，她只需要打几个电话，或者亲自出面用当地语言严厉地呵斥几句，那些人就会灰溜溜地散开。但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

在她的观念里，我是她的丈夫，也是她整个庞大母系家族的“提款机”。今天她的某个表弟要结婚，我必须出资赞助一场几百人的盛大派对；明天她的某个叔叔生病了，我必须立刻安排车子送去最好的私立医院并垫付所有高昂的费用。

那些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远房亲戚，总是络绎不绝地出现在我的工厂办公室里，带着谄媚而又势在必得的笑容，向我伸手要钱。如果我稍微表现出犹豫或者拒绝，格蕾丝就会在家里大发雷霆，指责我不尊重她的家族，甚至威胁要让她叔叔的人来封我的工厂。

那几年，我的财富在迅速积累，但我的精神却陷入了极度的疲惫。白天在商场上尔虞我诈，晚上回到家，还要面对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女人。阿米娜对格蕾丝的做派充满了敌意，但因为出身低微不敢正面冲突，只能在背地里向我哭诉；而格蕾丝则完全无视阿米娜的存在，把她当成家里的一个高级佣人。夹在她们中间，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每天都在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心力交瘁。

人到了四十岁，在极度的忙碌和喧嚣之后，内心往往会涌起一种可怕的空虚。我很有钱，我可以随时飞去迪拜度假，可以买下最新款的奔驰越野车，但我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不能跟国内的亲戚说我的苦，他们只会觉得我是在无病呻吟，是在炫耀；我更不能跟这两个当地妻子谈论我的孤独，她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中年男人对“故乡”的渴望。

在这种极度渴望情感慰藉的心理作祟下，我犯了这辈子最致命的一个错误——我娶了第三个老婆，乔伊。

乔伊是我在拉各斯一家高档商场的咖啡厅里认识的。她是一名二十二岁的大学生，主修工商管理。她穿着修身的牛仔裤和白衬衫，化着精致的妆，手里拿着一本英文版的经济学教材。她会跟我聊好莱坞的电影，会用略带生硬的中文对我说“你好”和“谢谢”，甚至在我抱怨工厂管理难题时，她能提出一两个专业的现代管理学建议。

在乔伊身上，我产生了一种虚幻的错觉。我以为我终于在这个荒蛮的大陆上找到了一个懂我的、现代化的伴侣，一个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交流的灵魂。我不顾格蕾丝的疯狂阻挠和阿米娜的无声抗议，执意为乔伊举办了一场西式的婚礼，把她接进了那栋已经暗流涌动的别墅。

现实的巴掌打得比任何时候都快，也更响亮。乔伊根本不是什么解语花，她是一只披着现代文明外衣的吸血蝙蝠。她对物质的贪婪，比格蕾丝更加隐蔽，也更没有底线。格蕾丝要钱，大多是为了她的家族，而乔伊要钱，纯粹是为了满足她个人那深不见底的虚荣心。

她要求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高达上万美元的零花钱；她要求我给她买最新款的名牌包和限量版的珠宝；她甚至背着我，偷偷转移我给她用于日常开销的账户资金，去投资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闺蜜创业项目”。

当这三个女人同处于一个屋檐下时，我的家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栋大别墅被无形地划分为三个势力范围。她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厨房、自己的客厅区域，甚至连院子里的草坪都被默认分割。她们之间极少说话，一旦开口，必然是因为利益的冲突而爆发出激烈的争吵。

在非洲的很多地方，至今依然盛行着各种传统的巫术和降头。随着我年纪的增长和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三个女人之间关于未来遗产的暗战已经悄然打响。我开始在自己的卧室门外发现奇怪的白色粉末；我的车座底下被人塞过用动物毛发和骨头绑成的小包；甚至有一次，我在自己常喝的保温杯里，发现了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

我不相信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但这种随时被人惦记、随时可能被人暗算的心理暗示，像一条冰冷的毒蛇，日夜缠绕着我的脖子。我不敢在家里随便吃她们端上来的任何食物。每次吃饭，我都要假装胃口不好，只吃几口自己亲眼看着佣人从大锅里盛出来的米饭，然后借口要在书房处理邮件，自己煮泡面吃。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一个男人在自己的家里，面对自己法律上的妻子，连一口水都不敢放心喝更悲哀的事情呢？

窗外传来了一声低沉的雷声，旱季即将过去，非洲的雨季快要来了。我从床上坐起来，走到落地窗前，一把拉开厚重的遮光窗帘。

远处的地平线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借着微弱的光，我俯视着这个巨大的庭院。高耸的围墙上，一圈圈锋利的带刺铁丝网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寒光。院子的三个角落，分别停着三辆不同女人的专属座驾，像是在无声地宣示着各自的领地。

如今的我总是睡不好，床头柜上放着两瓶褪黑素，旁边是半杯早就凉透的白开水。这已经是我连续失眠的第四个月了。每当夜深人静，我的大脑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不受控制地疯狂转动。

我一年赚三百多万，在这个国家呼风唤雨。走在大街上，那些当地警察看到我的车牌都会立正敬礼；在商会上，无数人端着酒杯恭维我是成功的企业家。可是，这一切的背后，是我亲手为自己打造的一个坚不可摧的黄金牢笼。

我无法离婚。一旦和格蕾丝离婚，她的家族会立刻动用一切关系让我的工厂停工，甚至让我面临牢狱之灾；如果抛弃阿米娜，我在当地人中积攒了十几年的仁义名声将毁于一旦；而乔伊，她手里掌握着我太多的秘密，一旦撕破脸，她会毫不犹豫地把我告上法庭，分走我一半的家产。

我也无法回国。我的资产、我的事业、我半辈子的心血全都深深地扎根在这片黑色的土地上。国内的营商环境早已日新月异，我这样习惯了粗放式经营和野蛮生长的人，回去根本无法生存。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拉各斯这座拥挤着两千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再次苏醒。我听到楼下传来了佣人们走动的声音，听到不同厨房里传来的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紧接着，是孩子们因为抢夺玩具而发出的尖锐哭喊声，以及三个女人的争吵声。

那声音穿透了厚厚的楼板，钻进我的耳朵里，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一点一点地切割着我早已衰弱的神经。

我转过身，走进浴室，用冰冷的水狠狠地拍打着自己的脸。看着镜子里那个两鬓斑白、眼窝深陷、满脸疲态的中年男人，我勉强挤出了一个威严而冷酷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