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660 万美元，本可让喀麦隆的垃圾难题有所转机，为何最终成了 “打水漂” 的无效投入？

反观开普敦，不仅让垃圾 “变废为电”，还撑起了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同样身处非洲，面对相似的 “垃圾围城” 困境，为何两者结局天差地别？是技术鸿沟难以跨越，还是决策方向出了偏差？

喀麦隆困在 “一埋了之” 的死循环里，开普敦却走出了资源循环的新路，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破局密码？

垃圾场里的 “逆袭”：非洲城市的破局实践

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贫民窟，曾有一片被当地人称为 “死亡之地” 的垃圾场。

这里堆积的垃圾高达数十米，塑料袋在风中像破败的旗帜般飞舞，腐烂食物散发的恶臭能飘到几公里外。

但如今，走进这片区域，映入眼帘的是整齐的沼气收集罐和绿意盎然的小菜园。

当地社区组织联合环保企业，将原本无序堆放的有机垃圾投入沼气池，产生的沼气供周边 500 多户家庭做饭照明，沼渣则转化为有机肥，滋养出的蔬菜不仅解决了部分居民的吃饭问题，还能拿到市场售卖。

在南非开普敦，市政部门早在 2015 年就启动了 “废弃物能源化计划”。

他们在城郊建设了大型垃圾分选中心，居民和商户分类投放的垃圾先在这里被筛选，塑料、纸张等可回收物送去再生利用，食物残渣、树枝落叶等有机废物则进入厌氧消化罐。

这个中心每天能处理 800 吨垃圾，产出的生物气可满足 1.2 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每年还能减少近 3 万吨甲烷排放。

更关键的是，项目带动了周边社区就业，不少原本靠捡拾垃圾为生的 “拾荒者”，摇身一变成了分选中心的技术工人，收入稳定了，生活也有了盼头。

对比之下：喀麦隆的 “垃圾困局” 何在

这两个案例，恰恰戳中了喀麦隆废弃物管理困境的核心。

喀麦隆每年花 660 万美元搞垃圾处理，却仍陷在 “填埋依赖症” 里，43% 的家庭垃圾没人清运，回收率不足 4%，大量有机垃圾在填埋场腐烂产生甲烷，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

要知道，那些被白白浪费的有机垃圾，本可以像内罗毕和开普敦那样，转化成能做饭的沼气、能肥田的养料。

说到底，喀麦隆面临的不是 “能不能做” 的问题，而是 “愿不愿改” 的问题。

破局的关键：从小切口到多方合力

内罗毕的项目刚开始时，也遇到过和喀麦隆类似的难题。

当地居民习惯了随手扔垃圾，没人愿意花时间分类；企业担心前期投入太大，迟迟不敢动工。

但社区组织没有一开始就搞 “高大上” 的工程，而是先从 “小切口” 入手：挨家挨户教居民把食物残渣装进专用桶，每天派专人上门收集，攒够一定量就运到小型试点沼气池。

当居民第一次用沼气灶点燃火焰，发现比烧柴火更干净、更省钱时，不用动员也主动开始分类了。

企业看到试点效果好，加上当地政府出台了税收减免政策，也陆续加入进来。

开普敦的成功，则离不开 “多方搭台”。

市政部门没有把垃圾处理当成自己的 “独角戏”，而是拉上了环保组织、科研机构和私营企业一起干。

环保组织负责宣传教育，让居民明白 “垃圾分一分，能省电费钱”；科研机构研发适合当地气候的沼气技术，降低运营成本；私营企业负责投资建设和日常管理，政府则做好监管和政策支持。

这种模式打破了喀麦隆那种 “各干各的、互相扯皮” 的僵局，不会出现 “政府建了设施没人用，企业想做事却卡审批” 的情况。

总结

回头看喀麦隆的问题，核心症结就在于 “短视” 和 “脱节”。

决策者总想着 “建个填埋场、搞次大扫除” 就能应付眼前，却不愿花力气推动长期的循环经济；政府部门、企业、民间组织各搞一套，没有形成合力。

而内罗毕和开普敦的案例告诉我们，垃圾不是 “包袱”，而是放错地方的 “宝贝”。

要把 “宝贝” 捡起来，喀麦隆不妨学学邻居们的做法：先搞几个小试点，让居民尝尝沼气做饭、堆肥种菜的甜头。

再出台政策，让愿意投资的企业少点顾虑。

最后把各方力量聚到一起，慢慢把 “垃圾围城” 的死局，变成 “变废为宝” 的活棋。

毕竟，垃圾处理从来不是 “一埋了之” 的简单事，而是关乎每个人生活的大事， 谁不想生活在没有臭味、电力充足的城市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