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入探讨上海战役中国军的战略及指挥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蒋介石为何会选择汤恩伯，究竟他对汤恩伯的信任程度有多深，是否真的全权委托，还是心中始终保留了某种疑虑。尤其是在上海战役的指挥问题上，蒋介石是否依然延续了他以往的微操习惯？为何说，上海战役不仅没有为汤恩伯带来辉煌，反而为他悲惨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虽然蒋介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汤恩伯身上，但这一选择背后，似乎更多的是无奈之举。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惨败，蒋介石在满盘皆输的局面下，开始别出心裁地部署京沪杭战役的防御。他深知，这一战将决定国军的未来，长江防线以及上海的防守，几乎是他战略上的“最后一搏”。在东北战场，卫立煌的不听命令；在平津战场，傅作义的心猿意马；在淮海战场，刘峙的无能；在华中，白崇禧的抗命……这一切都让蒋介石筋疲力尽、心有余悸。因此，面对京沪杭战役的选帅问题，他必须吸取前车之鉴，慎之又慎。最终，他把目光投向了汤恩伯。

表面上看，汤恩伯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并不出名。他的光辉时刻，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等几场战役上。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表现则较为平庸，甚至在孟良崮战役中，汤恩伯所指挥的整编第74师惨遭全军覆没，汤恩伯也因此被蒋介石解职。对于一个败将，蒋介石为何还要重用他，给予他数十万大军并任命他为京沪杭防御的主帅呢？

其实，蒋介石选择汤恩伯的原因并不复杂。他用人的标准有三个：绝对信任、绝对听话、一定的资历。尽管汤恩伯的能力、名声和资历都稍显不足，但在忠诚和服从方面，汤恩伯无可挑剔。尤其是在几次战略性战役失利后，国军的“名将”几乎全部战死或被俘，能符合蒋介石标准的将领少之又少。此时，汤恩伯在忠诚与听从命令方面，恰好符合蒋介石的需求。因此，蒋介石最终决定选择他。

不过，尽管蒋介石在名义上将指挥权交给汤恩伯，但他在战略上的微操依然没能放手。

战争的指挥至关重要，而蒋介石在每次关键战役中，尤其是战略决战中，惯于插手细节，进行“微操”。这种做法虽然在某些时候能确保他能迅速调整战局，但也常常导致指挥层混乱，使得战事变得更加复杂。上海战役，表面上看，蒋介石已经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代为处理政务和战事。名义上，蒋介石将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汤恩伯，看似对汤恩伯充满信任和放手。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蒋介石的微操，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战役的战略规划和准备阶段。汤恩伯在这些重要问题上，需要在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向他请示，进行当面汇报。即使到了战役实施阶段，蒋介石也没有完全放手，依旧在流动的军舰上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随时指挥汤恩伯进行调整。在蒋介石的控制下，汤恩伯的权力受到极大的制约。以至于一些关键的军事决策，如调动部队、任命指挥官、决定撤退等，都不是汤恩伯可以单独做主的。

举个例子，任命54军阙汉骞为浦东兵团司令，调整兵力部署，甚至在上海撤退时，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先撤退，留下部队后撤。显然，这些举动都不是汤恩伯自主决策的结果，背后有蒋介石的深度干预。事实上，当时国军内部有传言：“汤总司令不过是给老头子当大传令兵”。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太恭敬，却也反映了蒋介石过度干预指挥的现实。

蒋介石虽然对汤恩伯的信任无疑，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始终不会完全放手。

蒋介石对汤恩伯的信任毋庸置疑，不然他也不会将国军45万大军交给汤恩伯。但蒋介石的多疑和谨慎，始终让他对每一个将领都保留一定的防范心理。尽管他在战略上赋予了汤恩伯极大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上，蒋介石仍然在暗中进行控制。比如，蒋介石曾在某个夜晚将国军37军军长罗泽闿单独叫到复兴岛，要求他保持高度机动性，随时准备撤离。这种命令表面上是对军长的常规指示，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指挥链的规范，意味着蒋介石并未完全信任汤恩伯，而是对其进行了制约。

这个“心眼”如果在战时表现得不够明显，那么，战后蒋介石对汤恩伯的态度则更加清晰。在上海战役后不久，蒋介石便让陈诚主持召开了战役总结会，并开始追究汤恩伯的责任。蒋介石甚至背后对陈诚说道：“汤恩伯临战主退，殊失我望。”这句话不仅表明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极度失望，也从侧面反映出蒋介石对当初选择汤恩伯担任主帅的深刻反思。

上海战役的撤退命令原本是蒋介石下达的，但他希望汤恩伯能留在上海，带领部队继续作战，直到战死沙场。蒋介石希望汤恩伯能够像张灵甫或黄百韬那样坚守岗位，而不是在战局尚有回旋余地时，主动撤退。汤恩伯的撤退直接导致了上海战役的崩盘，蒋介石显然对此极为不满。

“临战主退，殊失我望”，这句话无疑是蒋介石对汤恩伯的严厉批评，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当初选择汤恩伯的不满。若早知如此，蒋介石或许不会再将如此重大的责任交给汤恩伯。但事已至此，蒋介石只能悔恨交加，难掩心中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