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河北日报）

转自：河北日报

为敦煌落笔 续千年传奇

□邱华栋

从上大学时的某个暑假第一次到敦煌算起，30多年里，我去敦煌的次数加起来应该有10次之多。每一次去，我都能在敦煌莫高窟看几个洞窟，都能在附近的鸣沙山、月牙泉和更辽远的周边戈壁地区盘桓一阵子。

这些年，我又阅读了数十种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书籍。我都是当闲书来读的，读得津津有味。这些学术著作时常能唤起我的小说创作欲，按捺不住后，我就写了一部6万多字的《敦煌七窟》，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也作为我的长篇小说《空城纪》的一部分出版了。

但对于敦煌的书写，我还是意犹未尽。我觉得，起码应该写10个敦煌洞窟，从中演绎出10个故事，才能够把我对敦煌千余年的开窟史和历史风云变幻勾勒出来。

202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的鼓励和邀请。他要我把《敦煌七窟》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指定了编辑来联系督促我的写作。

我当时爽快地答应了，觉得可以借此机会，把心目中对敦煌莫高窟的文学想象写得再充分一些。我首先确立了这部小说的结构：手串串珠式。首尾要相连，连接起一千多年的敦煌传奇。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加写了8万字，这样，这部15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变》就完成了。

这部小说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为自己的十赴敦煌，做一个充满了小说式想象力的多角度呈现，奉献给自己30多年的敦煌探访记忆。

因为是串珠式结构，全书分为10个章节，全部章节都围绕一个“变”字展开。世事无常，变字当头。同时，“敦煌变”也是对变文——中古时期的佛教说唱文学样式的一种回应。

有人会问我，《敦煌变》是不是一部小说集呢？我说，不是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手串串珠式的结构让这部小说的10个章节成为闪闪发光的珠子，被敦煌莫高窟这根结实的绳线穿在一起。小说的时间跨度有1800年，然而开篇和结尾，一位叫赵娉婷的女子，作为全篇的轮回式人物，让时间和空间又都凝聚起来、可亲可感起来。

当然，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小说中哪一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我想，大多数游客在敦煌，很难建立对敦煌的更加深刻的联系，转一转、看一看也就走了。而一定有些人，和敦煌莫高窟的那一个个洞窟建立了生命中最为深刻的联系，那是情感的、血缘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联系。这部小说，便是我与敦煌莫高窟深刻联系的证明。

在这部小说中，我将虚构和非虚构的内容进行了联结。非虚构的部分是10个有确切编号的洞窟，每一章节的开篇都是对实有洞窟的内部空间与壁画、雕塑分布的写实性描述。而10个部分的第一人称叙事，就都是虚构的了——如果您从中感受到了“我”视角的代入感，那虚构又拥有了一层“实”的意义。

在这个虚构的部分里，我还涉及敦煌莫高窟自公元3世纪到11世纪之间的一些历史，其中不乏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因而，虚构和非虚构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虚中亦有实。如此一来，小说就是在虚与实之间自由穿梭的。这是我这些年对西域历史书写的一种经验。当然，也与我对敦煌莫高窟作为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有关。创造莫高窟、成就莫高窟的，有一种天地生民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同时，这种精神又无时无刻不降落在现实的大地上，扎根在现实的大地上。我期待读者能与我一起从更深的层面上认识莫高窟、接近莫高窟、热爱莫高窟。

近些年，我有一个关于西域历史书写的“星群聚集”式的写作计划：从《空城纪》中长出了《龟兹长歌》和《敦煌变》这两部独立的小说；然后，我还要完成一部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流沙传》。这几部长篇小说互相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像是“星群聚集”那样，彼此呼唤着来到我的面前，来到读者的面前。

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又重读了一些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著作，特别是《归义军史研究》（荣新江著）、《图说敦煌二五四窟》（陈海涛、陈琦著）、《粟特人与敦煌莫高窟洞窟营建》（沙武田著）、《敦煌石窟中的归义军历史》（梁红、沙武田著）、《涅槃、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公维章著）、《梵室殊严：敦煌莫高窟第361窟研究》（赵晓星著）、《“画”中有话：敦煌石窟百讲》（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民族史》（杨富学、张海娟、胡蓉、王东著）、《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荣新江著）等著作，对我的启发很大。

在此，向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们致敬。没有这些年敦煌学的发展和国内外杰出学者们的细致研究，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许无法展开文学想象力的翅膀，进行另一种对敦煌的书写。

我也希望阅读这部小说的朋友，能够以你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建立起与敦煌莫高窟的深刻联系。

（《敦煌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后记，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