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未来》艾格尼丝·史沫莱特著　上海三联书店

该书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28年至1933年旅居中国的采访记录，再现了旧中国从沿海都市到内陆乡村的社会图景，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群众寻求解放的艰苦历程。史沫特莱以记者的冷峻与诗人的悲悯，在书中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剖面，是了解中国革命的宝贵文献。

上海街头，一个胖嘟嘟的中国小孩在和一只黑色的小狗赛跑。正值夏天，小孩穿着小红肚兜，一直在地上跑来跑去。圆滚滚的脚踝上系着一个小铃铛，小狗的脖子上也挂着一个。花店前的人行道上，两个小家伙在两根电线杆之间来回跑，可爱极了。小狗有时跑过头了，发现小伙伴不在身边，就停下来回头看；小孩就在原地等着，笑声如同脚踝上的铃铛发出的叮铃声般清脆，等小狗回来再一起跑。他们跑着、跳着，小狗的大耳朵上下甩动着，小孩欢快地笑着，小脚丫和小爪子踏在人行道上，啪嗒啪嗒。这就是全亚洲最美的景象。

一位中国高官和他的妻子，还有朋友正在饮茶。

“不，”官员说，“我不读书，1913年就毕业了。”

“我读的书也都过时了，”他妻子说道，“我是1915年毕业的。”

另一个官员接着说：“我不用读书就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教育。如果我们不把钱花在打仗上，而是全拿来做三十年教育，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别打仗了，让所有人都上学，上到大学毕业，苦力和乞丐也要上。我读大学时写了一篇论文，讲的就是这些，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一位活跃于国民党内的中国女性打断了他：“读书只会让人头脑不清，头脑要清楚，必须把所有想法都讨论个明白。”

一位中国作家坐在桌边静静听着。茶会结束后他走上街头，踢着路上的石子，愤愤抱怨道：“这就是我们的统治阶级：一个二十年还是老一套；另一个从来不思考，哪怕思考了，也只会喋喋不休地重复唯一的想法。”

法租界的监狱里传来四名工人死于酷刑的消息；中国军事法庭也传来消息，一名在基督教女青年会被英国警察逮捕的女学生被折磨致死，警方怀疑她是共产党，把她的一只手都烧掉了，但女学生仍不肯透露任何同志的姓名。

严刑逼供的消息没走漏一点风声，但女学生的弟弟偷偷来到了基督教女青年会，请一名外国女人把他姐姐的箱子交给他。外国人遂其所愿，但警告他：“小心点！我看过里面的东西了，你姐姐确实是共产党，箱子里全是文件。”年轻人回答道：“我知道，给我吧！我姐姐已经死了，他们把她折磨死了。”他接过箱子，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这片土地孕育了也埋葬了革命者，但总有新的志士前赴后继。

一名罢工领袖在电车上被捕。这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不愿屈服于与国民党沆瀣一气的恶徒。法租界的法庭只花了十分钟就判他十年劳役。“你是共产党！”恶徒称。“你们凭什么这么说？”他抗议。一名侦探被带入证人席，他拿出一本讲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说这是在罢工领袖的房间里找到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我房间里根本没有，这是陷害！”那工人愤怒地争辩。“十年劳役！”法官作出判决。一个工人从此在上海销声匿迹。

五名朝鲜革命者被捕，要被交给日本人。间谍找到革命者的妻子、姐妹和女儿，告诉她们：“给我一千大洋，我就动动关系救他们。”这些女人拿出辛苦攒下的所有积蓄，还要四处借贷，债台高筑。间谍拿钱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囚犯还是被交给了日本人。这些女人瘦瘦弱弱，性格敦厚，却被压榨个半死，头都抬不起来。

一个黄包车苦力跪倒在街中央，向一名警察抱拳祈求。警察把他赶到马路边上。苦力再次跪倒在地，惊恐万分，双手抱拳向围观人群求助。一名工人向一名陌生人解释：“他才来的……是个农民，根本不懂上海的规矩……犯了错，警察就把他车上垫子拿走了，得付五十铜元才能赎回来……他哪有五十铜元。”

沿街走来一个三口之家：丈夫、妻子和孩子。丈夫穿着工人的蓝色棉裤，肩上扛着一根扁担，两头挂着沉重的竹篮。随着走路的节奏喊着：“嗨哟，嗨哟，嗨哟！”小孩抓着后面的篮子，蹦蹦跳跳，也用尖细的声音唱着：“嗨哟，嗨哟，嗨哟。”母亲看着孩子，笑意盈盈。

一个德国人在讲自己的故事：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后面十七年都在计划回德国，但从未付诸行动。“很久之前，”他说，“我们还知道局势什么时候不好……现在也不会知道了。”

一个外国女游客站在一家极奢华的外国酒店入口处，为一束康乃馨和卖花的讨价还价。卖花的要价二十铜元，女游客只肯给十铜元，两人来回拉扯。女游客听说在中国必须要砍价，可不想被当成初来乍到的冤大头。

印度掀起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消息传到了上海。印度商人关闭了店铺，整日虔诚祈祷，外国人却报以讥笑。英国人嘲讽道：“让他们祈祷去吧！”南京路上出现了用印度语言书写的宣言，一名英国警察边擦掉其中一处，边抱怨道：“这些混蛋又在捣乱了！”一个俄国人醉倒在街上，一群中国人驻足围观，其中一个还伸脚踢了他一下。一个德国人停住脚步说：“真可悲……虽然是个白人……但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俄国人翻了个身，嘴角还挂着口水。

来自俄国的白人在中国沿海四处流浪。这些白人坑蒙拐骗，扎根于各国在中国的间谍队伍。他们走私鸦片、造假、谋杀，在外国警察的保护下，破坏中国工人的罢工活动。在上海，有穿着英国制服的俄国人军团，游行时唱着沙皇时代的歌曲。法租界的巡捕队里也充斥着俄国人。俄国间谍每天向主子报告，赚取几个大洋的报酬。

其他的外国人抱怨来自俄国的白人糟践了白种人在亚洲的威望。但正是这些外国人推波助澜，雇用俄国人，破坏罢工、当情妇、当妓女、当雇佣兵，还当间谍。

《中国之未来》艾格尼丝·史沫莱特著　上海三联书店

该书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28年至1933年旅居中国的采访记录，再现了旧中国从沿海都市到内陆乡村的社会图景，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群众寻求解放的艰苦历程。史沫特莱以记者的冷峻与诗人的悲悯，在书中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剖面，是了解中国革命的宝贵文献。

上海街头，一个胖嘟嘟的中国小孩在和一只黑色的小狗赛跑。正值夏天，小孩穿着小红肚兜，一直在地上跑来跑去。圆滚滚的脚踝上系着一个小铃铛，小狗的脖子上也挂着一个。花店前的人行道上，两个小家伙在两根电线杆之间来回跑，可爱极了。小狗有时跑过头了，发现小伙伴不在身边，就停下来回头看；小孩就在原地等着，笑声如同脚踝上的铃铛发出的叮铃声般清脆，等小狗回来再一起跑。他们跑着、跳着，小狗的大耳朵上下甩动着，小孩欢快地笑着，小脚丫和小爪子踏在人行道上，啪嗒啪嗒。这就是全亚洲最美的景象。

一位中国高官和他的妻子，还有朋友正在饮茶。

“不，”官员说，“我不读书，1913年就毕业了。”

“我读的书也都过时了，”他妻子说道，“我是1915年毕业的。”

另一个官员接着说：“我不用读书就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教育。如果我们不把钱花在打仗上，而是全拿来做三十年教育，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别打仗了，让所有人都上学，上到大学毕业，苦力和乞丐也要上。我读大学时写了一篇论文，讲的就是这些，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一位活跃于国民党内的中国女性打断了他：“读书只会让人头脑不清，头脑要清楚，必须把所有想法都讨论个明白。”

一位中国作家坐在桌边静静听着。茶会结束后他走上街头，踢着路上的石子，愤愤抱怨道：“这就是我们的统治阶级：一个二十年还是老一套；另一个从来不思考，哪怕思考了，也只会喋喋不休地重复唯一的想法。”

法租界的监狱里传来四名工人死于酷刑的消息；中国军事法庭也传来消息，一名在基督教女青年会被英国警察逮捕的女学生被折磨致死，警方怀疑她是共产党，把她的一只手都烧掉了，但女学生仍不肯透露任何同志的姓名。

严刑逼供的消息没走漏一点风声，但女学生的弟弟偷偷来到了基督教女青年会，请一名外国女人把他姐姐的箱子交给他。外国人遂其所愿，但警告他：“小心点！我看过里面的东西了，你姐姐确实是共产党，箱子里全是文件。”年轻人回答道：“我知道，给我吧！我姐姐已经死了，他们把她折磨死了。”他接过箱子，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这片土地孕育了也埋葬了革命者，但总有新的志士前赴后继。

一名罢工领袖在电车上被捕。这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不愿屈服于与国民党沆瀣一气的恶徒。法租界的法庭只花了十分钟就判他十年劳役。“你是共产党！”恶徒称。“你们凭什么这么说？”他抗议。一名侦探被带入证人席，他拿出一本讲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说这是在罢工领袖的房间里找到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我房间里根本没有，这是陷害！”那工人愤怒地争辩。“十年劳役！”法官作出判决。一个工人从此在上海销声匿迹。

五名朝鲜革命者被捕，要被交给日本人。间谍找到革命者的妻子、姐妹和女儿，告诉她们：“给我一千大洋，我就动动关系救他们。”这些女人拿出辛苦攒下的所有积蓄，还要四处借贷，债台高筑。间谍拿钱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囚犯还是被交给了日本人。这些女人瘦瘦弱弱，性格敦厚，却被压榨个半死，头都抬不起来。

一个黄包车苦力跪倒在街中央，向一名警察抱拳祈求。警察把他赶到马路边上。苦力再次跪倒在地，惊恐万分，双手抱拳向围观人群求助。一名工人向一名陌生人解释：“他才来的……是个农民，根本不懂上海的规矩……犯了错，警察就把他车上垫子拿走了，得付五十铜元才能赎回来……他哪有五十铜元。”

沿街走来一个三口之家：丈夫、妻子和孩子。丈夫穿着工人的蓝色棉裤，肩上扛着一根扁担，两头挂着沉重的竹篮。随着走路的节奏喊着：“嗨哟，嗨哟，嗨哟！”小孩抓着后面的篮子，蹦蹦跳跳，也用尖细的声音唱着：“嗨哟，嗨哟，嗨哟。”母亲看着孩子，笑意盈盈。

一个德国人在讲自己的故事：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后面十七年都在计划回德国，但从未付诸行动。“很久之前，”他说，“我们还知道局势什么时候不好……现在也不会知道了。”

一个外国女游客站在一家极奢华的外国酒店入口处，为一束康乃馨和卖花的讨价还价。卖花的要价二十铜元，女游客只肯给十铜元，两人来回拉扯。女游客听说在中国必须要砍价，可不想被当成初来乍到的冤大头。

印度掀起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消息传到了上海。印度商人关闭了店铺，整日虔诚祈祷，外国人却报以讥笑。英国人嘲讽道：“让他们祈祷去吧！”南京路上出现了用印度语言书写的宣言，一名英国警察边擦掉其中一处，边抱怨道：“这些混蛋又在捣乱了！”一个俄国人醉倒在街上，一群中国人驻足围观，其中一个还伸脚踢了他一下。一个德国人停住脚步说：“真可悲……虽然是个白人……但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俄国人翻了个身，嘴角还挂着口水。

来自俄国的白人在中国沿海四处流浪。这些白人坑蒙拐骗，扎根于各国在中国的间谍队伍。他们走私鸦片、造假、谋杀，在外国警察的保护下，破坏中国工人的罢工活动。在上海，有穿着英国制服的俄国人军团，游行时唱着沙皇时代的歌曲。法租界的巡捕队里也充斥着俄国人。俄国间谍每天向主子报告，赚取几个大洋的报酬。

其他的外国人抱怨来自俄国的白人糟践了白种人在亚洲的威望。但正是这些外国人推波助澜，雇用俄国人，破坏罢工、当情妇、当妓女、当雇佣兵，还当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