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北散记

(1974年3月13日-1974年9月18日)

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是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是青藏高原。为了加快边疆的建设步伐，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国务院从祖国的内地陆续抽调了大批干部到西藏工作，这些同志离家别子，与藏族干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西藏大踏步地跨进社会主义做出不朽贡献。

在西藏工作的15年间，尤其到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之后，我接触了工作在各个岗位上的许许多多各民族干部，了解他们，也由衷地钦佩他们，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边疆为家，以苦为乐，西藏每一块土地上，都有他们带领群众勤奋耕耘的足迹，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他们是翱翔在雪域高原上的雄鹰，是驰骋万里草原上的骏马，也是遍及祖国天涯海角的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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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9点，我在那曲地委的院子里已经转了两圈了，也没找到“那曲地委大礼堂”。心中纳闷！一个大礼堂会藏在哪儿呢？

3月的藏北，地委大院内一片萧瑟。院里仅有的十几排土房子在风沙中伫立着，所有的门窗都紧紧关闭，大概是担心风沙刮进屋内。院子里风沙卷起草叶、碎纸等杂物旋转着，想找个人问问路，转了好一会儿，连个人影也没见到。

从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来到这里已经三天了。我和老师、同学住在地委招待所，整装待发，准备到牧区去。昨天接到地委的通知，要求到各县参加社教运动的单位，派人到地委开会，以会代训，学习如何搞好社教工作。我受学校领导的委派，参加那曲地委召开的这次重要的培训工作会议。

通知上写得很清楚，会议地址在“地委大礼堂”，既然是“礼堂”，又是“大礼堂”，那么它的规模在地委院子里应该很显赫。我拿着会议通知书，站在地委的院子里，搜寻了一圈，连个高大点的房子也没见到！风沙中，对面走过来一个中年人，大棉帽紧压着眉梢，胳膊窝里夹着个本子，像是个干部，我猜想他可能也是参加培训班的，赶紧上前问路：“同志，请问到地委大礼堂怎么走？”那人抬头瞅了我一眼，嘿嘿一笑：“地委大礼堂……跟着我走吧！”我心中暗自高兴，可算问到家了。

跟着他没走出一百米，来到一排半截墙埋在地下，半边玻璃窗子掩在土里的一个土房子前，如果不是这位同志领我过来，我就是转悠一上午也不可能找到这个地方。猛一看，像个种菜的温室，又像个部队前沿指挥所，只不过没有松枝树叶做掩护。我仔细打量这个奇特的“大礼堂”，其实就是个一半掩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大土窝子”。

那个干部带着我走到土窝子东头的一个低洼处，从地面往下有十几个土台阶，我跟在他后边走了下来，掀开一个厚厚的布门帘，跨进地窝里，一股热浪顿时扑面而来！

“大土窝子”的面积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五六十个人就把它挤得满满的。左边像是个主席台，摆了一张木桌子，桌上铺了一条红色印花床单，给清一色黑大衣的屋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上面摆了几只茶杯。剩下的地方零乱地摆着20多排木头马凳，每条板凳都挤坐着两三个人。板凳没有涂油漆，大概日子久了，坐的人多了，每条板凳都黑黑的。半掩在土中的玻璃窗透进缕缕阳光，因为玻璃窗一半埋在土里，一半上面落满灰尘，光线不太好，若明若暗的礼堂里，弥漫着浓浓的酥油味和呛人的香烟味。

我找了条马凳坐下来，看见主席台旁的牛粪火炉子冒着黑烟，围坐了十几个人，都是当地干部打扮，一个约四十岁左右、头上戴着一顶棕色狐皮帽子的人正在说话，人丛中不时传来朗朗的笑声，有汉语、有藏语，听不十分清晰。单从深色的皮大衣和翻毛大头皮靴上看去，分不清谁是汉族干部，谁是藏族干部。

开会了，主持会议的是地委一位藏族领导同志，他肤色黑红，牙齿显得特别白。介绍了与会人员，讲明了会议的目的之后，他请地委书记曹旭同志讲话。我抬头张望，瞧不出哪位是地委书记。一阵掌声之后，刚才那位在人丛中谈笑风生的戴狐狸皮帽子的人起身走到主席台前。喔！这就是地委书记曹旭同志。高挑的身材，宽阔的前额，明亮的眸子里透着睿智热情的目光，一件皮大衣披在身上。如果没人介绍，谁知道他是地委书记呢！与一个普通干部没什么两样！

他开始讲话了，一口浓浓的南京话透着南国悦耳的吴语，我因少时曾生活在南方，他的南方话顿时让我感到分外亲切！

他说：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在藏北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翻身农奴从奴隶制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让他们了解和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言简意赅，阐述了社教运动的意义，讲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特点，强调了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要求我们深入下去，真正和广大牧民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贴心人，把党和政府的声音送到每一顶帐篷里，把党的政策落实到每一个牧民的心中，要求我们，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后，他又结合自己多年在藏北草原上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详细地讲述到牧区工作的要点及注意事项。他告诉我们，一年之中，他大半时间骑马到牧区调查了解情况，吃住在牧民家。茫茫千里草原上，渴了，饿了，骑马累了，如果碰不到牧民家，就与随行的工作人员一起，架起牛粪火，挖一锅雪架起牛粪火烧开，抓糌粑、烤馒头。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在藏北草原工作10多年了，骑着马几乎踏遍了藏北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藏北的每一个县、乡、牧民居住点，他都去过。

听了他的话，我暗自吃惊。60多万平方公里的藏北草原，南北长700多公里，东西宽1000多公里，海拔平均在4500多米以上，能在这里坚持日常工作已非易事，十几年啊！草原上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骑着马，风餐露宿，行走数万里到牧民家嘘寒问暖，把党的阳光送到草原的牧民家中，该是多么艰难的路程啊。听地委书记像拉家常一样地述说，不禁肃然起敬！这是我来藏北草原，接触到的第一位地级领导干部。他朴素的语言极富哲理，像是在与我们谈心、交流工作经验，他的话清泉般地滋润着每一个干部的心田。在这光线昏暗的“大礼堂”内，笔尖的刷刷声伴着外边风沙的呼啸，像一群正在吐丝的蚕，为草原的未来编织着幸福。看着这些朴实无华的干部，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在这风沙弥漫的藏北草原，在这简陋破旧的“大礼堂”，这一群头戴皮帽、身着皮袄的基层干部，正是他们的努力工作，架起了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把共和国的旗帜在雪域高原高高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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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我们小分队来到了聂荣县那格乡，按照地委的要求，白天骑马到坝子边、山脚下，牧民放牧的高山上，找牧民，向他们详尽地讲解党的政策，晚上住在牧民的帐篷里。牧民们随水草游牧，流动性大，居无定处，有时我们骑马走一天，也不见一顶帐篷。没有公路，更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偌大的一个那格乡，没有一座房子，乡里给工作队配了一顶白布帐篷，没有床，我们都睡在冰凉的地下，更不用说办公桌椅。初来时，藏语不过关，每次外出宣传政策，都要带翻译。拿着文件，读一句，再由翻译翻成藏语，讲给牧民们听。两三个月之后，外出就不用带翻译了，往帐篷里一坐，我们用半通不通的藏语与牧民们交流起来，就像一家人一样。

没有房子，住帐篷，没有办公桌椅，我们把几个空肥皂箱摞在一起，铺上报纸，拼成了一张简易的“万能桌”。吃饭时是饭桌，写材料时是书桌，晚上是放蜡烛台的床头桌，做饭时是切菜、和面的案板桌……我们小分队在那格乡工作时所有的上报材料、报表、简报、总结材料都是在肥皂箱上完成的。这一切没有影响我们工作的热情，我们按照那曲地委的要求，力争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得扎扎实实。半年的草原生活完全改变了我们，翻山越岭，驰骋草原，环境改变了一切，昔日校园内的白面书生，如今俨然一个个多年工作、生活在这里的老西藏。在草原上生活时间长了，改变了我们的许多习性，许多汉族干部和当地藏胞一样身着羊皮大衣，肤色与藏胞相差无几，每个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藏语，我在向县委常委汇报时发现，汉族干部长期在藏北草原工作，他们的语言也像藏族同胞一样，喜欢使用倒装句，如最简单的汉语问语：吃饭了没有？用藏语说就是：卡拉沙差松嗳？(饭吃了没有？)高原的风雪改变着我们，我们和藏族牧民们一起抓糌粑，喝酥油茶，渐渐地淡忘了往日城市的喧嚣与繁华，偶尔谈起在城市的生活，恍若隔世一般。

那是7月的一天上午，草原上刚刚下了一场冰雹，草地上落满了大大小小的冰珠儿，镶嵌在草丛中，十分好看。天刚放晴，我们就走出帐篷，虽然落了一地的冰雹，但不太冷，空气清新宜人。县委催要的几份材料还要补充完整，大家分了工，我和杨阳、赵泽萍、谢雅莎各自搬了个小肥皂箱子，坐在帐篷外的草地上，开始整理材料。

杨阳是我的同窗好友，在大学读书时，她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我是班长，彼此交往就多一些。她是个北京姑娘，聪明漂亮，圆圆的脸儿，白皙的皮肤，一对浅浅的酒窝，热情大方，活泼开朗。我们一同到那格乡搞社教，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使我们的友谊又加深了一层。工作队的多数材料都是我们俩人商量后形成的

刚坐下不久，就看到从远处开过来一辆小汽车。草原上没有公路，草地上滩水坑很多，汽车轮子极易陷进去。远远看着那辆小车左摇右拐地朝这边开来，在距我们帐篷约200米的地方，车身一歪，陷进了泥坑。

车上下来两个人，费力地推着汽车，却无济于事，两人左看看，右看看，开始朝我们招手。

五六个姑娘正在帐篷前写材料，大家猜想，这儿很少有汽车来，小轿车就更少见了，这辆车可能是那曲地委的车，里面坐的肯定是地委的领导同志，车陷进泥坑里，他们希望我们过去帮助推车。大家一下子想起来那格乡的那天，被地委的卡车司机甩在半路上的事，那一夜又冷又饿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不知谁说了一句：“让他们也体验一下藏北草原的生活吧！”几个人继续埋头整理材料，任凭那两个人又摆手又招呼，我们硬是佯装没看见。

扎西乡长刚好从这里经过，他真是个心地善良的热心人，见有车陷进泥坑，立即招呼了几个藏族牧民小伙子，一齐帮助把小车从坑里推了上来。

车上下来的那两个人朝我们这边走来。

“杨阳……杨阳……”一个人气喘吁吁，边走边叫着杨阳的名字。

正在埋头写材料的杨阳怔了一下，像陷人梦境般地呆了，猛地一下站起来，材料纸撒落了一地，她披在身上的大衣，也滑落在地上，一脸的惊诧：“爸爸？……爸爸！”杨阳三步并作两步，踉踉跄跄地跑上前去，一头就扑进一位领导干部模样人的怀里，搂住他的脖子。20多岁的姑娘了，竟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杨阳的父亲是西藏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的副主任，这会儿是出差来拉萨开会，顺便绕道几百公里来那曲看望女儿。在这远离内地的藏北草原上，见到千里迢迢来看望女儿的杨叔叔，我们也像见到亲人一样的兴奋，看到杨阳伏在父亲身上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也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泪花！

杨阳向他的父亲一一介绍了我们，我也向杨叔叔汇报了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情况。他握着我的手说：“早就听杨阳说，你们班有个能干的女班长！”一句话，说得我泪眼蒙眬，霎那间，我想起远在黄河之滨的父亲！

杨叔叔不顾藏北草原强烈的高山反应，边走边喘，细细地察看了我们的住处。摸摸我们的被褥，捏捏薄薄的白布帐篷，看着我们搁在地上的炊具、粮食，还掀起锅盖，拿起一个又干又硬的馒头，咬了一口，慢慢地嚼着。看到锅里、碗里没有一片青菜叶子，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走出了帐篷，望着远处皑皑的雪山，踩着脚下挂着冰珠的草丛，看着站在他身旁、身着棉衣棉裤、肤色黑红的我们，临别前，感慨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能在这里生活下来，就是对党的事业的贡献，何况还要完成这么多的工作！”

杨叔叔的话像重锤一样敲在我们的心上，他的话有着领导者对我们的理解、鼓励，给了我们战胜艰难困苦的信心，也给了我们慈父般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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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我们的工作进入清理财产，划分阶级成分，发展党员，组建那格乡第一任党支部的关键阶段，需要整理的材料多，需要向聂荣县委汇报的报告也多，每个人都很忙。人多，肥皂箱摞成的桌子只有一张，我就找块硬纸板，放在膝盖上，坐在帐篷外的蓝天下，稿纸堆在地上，整理向县委汇报的材料。

当所有的上报材料都准备好之后，队里决定由我到聂荣县委汇报前一阶段的工作，还派了两个当地的藏族干部陪我一同去。记得那天从清晨出发，迎着太阳走，直到天黑，才走到聂荣县委。

聂荣县委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县委背后是连绵不断陡峭的大山，山顶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山坡上有二三十排铁皮做顶的土房子，几乎每一排土房顶上都飘着一面国旗，寒风中显得格外醒目。这就是聂荣县委、县政府所在地。

第二天上午，我向县委的领导同志汇报那格乡的社教工作及基层党组织的组建情况。聂荣县委常委会议室是一间约有50平方米的房间。三面靠墙的地面上摆着木板凳和藏式卡垫，前边摆着不长的藏式条几。这是我在西藏工作以来，第一次向县委一级的领导同志面对面汇报工作。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黑！长期在藏北草原工作、生活，强烈的紫外线使他们的肤色变得黑红黑红，几乎与藏胞的肤色一样。其次是不太容易分清谁是汉族干部，谁是藏族干部，他们衣着打扮相差无几，蓝卡其布衣裤，外边披了件老羊皮袄，像是统一着装。他们非常认真地听取我的汇报，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蹲在地上，每个人都抽着烟。汇报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议室烟雾弥漫，如果擦根火柴就可能把空气点着了！要是谁不小心打开木板门，浓烟就能卷着火苗窜出去！

汇报结束后，县委领导同志又详细地、关切地询问了工作队同志们的工作及生活情况，一位领导同志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我的籍贯、年龄以及所学的专业。我一一做了回答。几位领导很高兴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话题一转，问我：“大学毕业后愿不愿意来聂荣县工作？”

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看着他们几双热诚的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一时语塞，一句话也没有答上来。见我红着脸一言不发，那位披着羊皮袄的县委书记仰头朗朗一笑：“这里太艰苦了，不来也罢。”

回到县委招待所，仔细回味县委领导的问话，心中便有了惭愧之意。扪心自问，我没有回答他们的问话，是内心深处嫌这儿太艰苦！我为自己在艰难困苦面前的退缩、自私而感到内疚，在他们面前，我是多么的渺小！在这儿工作半年了，亲眼看到援藏干部长年工作、生活在风霜严寒的恶劣环境中，有时奔波一天连口热水也喝不上，更无暇顾及远在内地的家，无法照顾家中的父母双亲及年幼的子女。草原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相貌、脾气、性格及生活习惯。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像蚕悄悄地吐丝，又似蜡烛默默地燃烧自己，用辛勤的汗水把党的温暖送给草原上的牧民，把自己的宝贵年华献给了藏北草原。他们是共和国大厦下那一块块坚实的基石，是高耸入云的丰碑，在他们面前，我自愧不如。

聂荣县委从县直干部中为我们工作队选配了一位队长，叫王容声，是江苏沛县人，30多岁，中等身材。他对聂荣县的牧民情况十分熟悉，哪个坝子里、哪座丘陵边上住了多少户牧民，他了如指掌，对我们熟悉情况、开展工作帮助极大。

那天中午，他骑马带着两个翻译来到我们工作队的帐篷门口，解下背包行李，我们发现，王队长皮袄中裹着一个小姑娘，是他的小女儿。不过四五岁的一个小丫头，大概是在父亲的大皮袄中才睡醒，小脸蛋红扑扑的，两只眼睛像她的父亲，亮晶晶的，头上扎了两个朝天“辣椒”小辫，一甩一甩的。

在这藏北草原上，海拔如此高的荒僻之地，见到这么年幼的一个汉族小姑娘，让我们希罕又惊奇！这小丫头一点也不认生，见了我们，一口一个“阿姨”地喊着，我们高兴得心花怒放。赵泽萍一把将这个小姑娘揽在怀里，问：“妈妈呢？

“弟弟病了，奶奶住院了，妈妈回江苏照顾他们了！”小姑娘虽然小，但口齿伶俐，回答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不留在县里？这儿太苦了！”我们又问。“妈妈走了，爸爸要下乡，没人管我了，我要吃饭啊！”

孩子粉红的小脸，红嘟嘟的小嘴微微向上翘着，可爱极了！说出话来，清脆悦耳，带着浓浓的江苏话音。赵泽萍是个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四川姑娘，她紧紧地搂着小凤，我见到赵泽萍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望着孩子娇嫩的小脸，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苦涩、沉重。王队长把孩子带到这大草原上，也是万般无奈啊！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让我们想起了许多藏、汉族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抱着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我们陷人了久久的沉思之中。

以后的几个星期中，白天我们带着她玩耍，晚上搂着她睡觉，怕她饿了，怕她渴了，杨阳父亲带来的一铁盒大白兔奶糖，谁都舍不得吃，全部给了这个小姑娘，我们像呵护公主一样地疼爱这个孩子，直到她的母亲回来。至今我还记得她的乳名叫“小凤”，我们曾经称她为草原上的金凤凰。如今想必她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她能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不知道能不能唤起她对儿时那遥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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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北草原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接触最多的人是那格乡的乡长扎西群典。为了叫着方便，大伙儿都喊他“扎西”，他也满口答应。扎西乡长是个淳朴、厚道、正直的基层干部，在那格乡的牧民心中极有威望。

初到那格乡，情况不明，语言不通，牧民游牧，有时骑马走上一天也找不到他们，工作进展缓慢。乡长帮助我们很快掌握了那格乡的基本情况和每一户牧民的情况，带着我们走遍了那格乡的山山水水。有时，我们骑马走上大半天，才找到一户牧民，给他宣讲政策并登记造册。没有乡长的鼎力相助，我们的工作要费劲得多。

那格乡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连一瓶墨水、稿纸都没有，扎西乡长的办公室设在草坪上、坝子上，设在牧民的帐篷里。一匹马，一杆猎枪，一个挎包是他的全部办公设施。他熟悉、了解那格乡的每一块草坪、每一个山头，熟悉每一户牧民。

草场是牧民们的命根子，为了牧场的边界划定，牧民们常产生一些纠纷，扎西乡长东奔西跑，安定一方水土。发生了雪灾之类大的自然灾害，成群的牛羊卧在雪中，饥饿而死，自治区政府将粮草送来时，他及时将这些急救物资逐一送给每一位牧民。无论到了哪个牧民家，他都帮助牧民扎帐篷，收奶渣，抢救牛羊。

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剽悍的藏北汉子，由一个农奴成为草原上的基层干部，昔日的奴隶当家做了主人，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坚定地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时刻与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来自草原，生活在牧民中，了解群众疾苦，事事从实际出发，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着想。

初到那格乡，我们遇到这么一件事。

进驻那格乡前，那曲地委关于搞好社教工作有三条纪律，其中有一条是：不准牧民随意宰杀牲畜。当时的情况非常特殊，藏北草原上的广大群众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也没有划分阶级成分。我们工作队来这里的目的是协助地方政府清理各户牧民的家庭财产，按政策划出牧主、牧民。牧民的财产就是牛羊，所以不得随意转移、宰杀。地委关于社教工作的规定有一条：如果牛羊有丢失，私自宰杀，要向工作队报告。

我们到那格乡正值春季，青黄不接，各家的青稞剩余不多，牧民们世世代代是以牛羊肉为主食的，不让宰杀牛羊，牧民就要饿肚子。我们初来乍到，不太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工作险些出问题。一天，我们工作队几个同志正在研究事，乡长和我的房东平措进了帐篷。大家席地而坐，乡长扎西先开口说：“阿佳拉(他们都这样称呼我)，有几户牧民的牛羊从山上滚下来摔死了！怎么处理？”

“牛怎么会从山坡上摔下来？”我疑惑地问。

翻译边巴卓告诉我，乡长说了，牛是不小心从山岗上摔下来的。听了他们的解释，我心中暗自思量，牛自小生长在这里，对这里的地理非常熟悉，怎么会摔死呢？况且这里是地势平坦，是草坝的中心，一望无际的草原，也没有悬崖峭壁呀！我纳闷了，站起来，对乡长和平措说：“走，咱们去看看！"

“阿佳拉，阿佳拉！”乡长和平措一起拦住我，不让我走出帐篷。

乡长与平措沉默地低着头，吸着鼻烟，一股辛辣扑鼻而来。我感到他们心里有话没有说出来。

这时，平措的两个小姑娘掀开帐篷的门帘进来了，六七岁的两个小丫头，一进门就依偎在阿爸的腿上，平措取过来挂在墙角的一只小口袋，把袋子里剩余的一点糌粑抓出来，分放在两个小碗内，倒人酥油茶，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吃起来。

“普姆芒古西扎都！(藏语：有很多女孩子啊！)”平措知道我很喜欢他的这两个小姑娘，又告诉我，牧民们有许多的孩子，他们都要吃饭啊。两个憨厚正直的藏族汉子低着头，不停地搓着粗大的双手。我看出了他们内心的不安，又看看墙角里的两个小丫头香甜地嚼着糌粑，突然领悟了乡长和平措的来意。我想了想，然后对他们说：“牛自己不小心从山上跌下摔死了，由各家各户自己处理，以后不要向工作队报告了，这属于自然死亡，与随意宰杀牛羊无关！”

今天回忆起这件事，我深深感到，当时制定的政策是多么地脱离群众啊！藏北草原上的牧民祖辈以来就以牛羊肉、牛奶为生命的源泉，长期不让宰杀牛羊，老百姓吃什么？牧民们还不得饿死啊！我记得周立波所著的《暴风骤雨》一书中，也讲到东北解放初期进驻到各个农村的解放军土改工作队，制定了一些土改政策。工作队进村之后，也有类似的一条规定，要求地主老财“不得私自转移财产”，将这个规定原封不动地搬到草原上就太脱离实际了。

扎西乡长从现实出发，及时向工作队讲明了宰杀牛羊及牧民生活的关系，帮助我们工作队灵活处理“摔死”牛羊的事件，避免了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困难，工作队与当地藏胞的关系亲密、和谐，各项工作进展更加顺利。在这广阔寂寥的风雪草原上，像扎西这样工作在基层的藏、汉族干部有成千上万。他们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一切工作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保证了基层政权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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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我毕业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接触了许多孔繁森式的干部，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在西藏边陲，他们默默地为党、为人民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甚至自己的家庭。大批汉藏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扎根西藏，把青春热血洒在万里高原上，他们中的许多事迹，令人震撼，令人感动。长期与这些同志在一起工作，耳濡目染，我被他们深深地感动，因此，在以后几十年的组织工作岗位上，我对基层干部有种特殊的感情。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好干部是国家的顶梁柱，是人民的主心骨，无论哪一级的干部，都像是国家政权机器上的零部件，螺丝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他们为国家政权的稳定，人民的安康，消耗着自己的年华，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努力工作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80年代初，我从西藏内调回到郑州，不久调到郑州市委组织部工作，并且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曾分管过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工作。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无论从事任何性质的工作，我都把在西藏15年的经历，作为我人生的基石，牢牢地记着一句话，我来自基层。我熟悉基层工作，我了解基层干部的苦衷，因为我本身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在工作中，我始终和他们心贴在一起，想在一起，15年的风风雨雨，基层工作和基层干部以及那些淳朴的工人、农民给了我极大的教育，给了我用之不竭的财富。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人生的闪光点，这就是朴实无华，忠诚正直。如今回顾走过的40年历程，我经历了许多坎坷和磨难，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有阳光也有险滩，但无论遇到什么，我都能坦然面对，正确地对待个人的荣辱进退，不以一时的成就而颐指气使，不以一时的落魄而沮丧退却。坦坦荡荡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是我的座右铭，是我在西藏工作15年奠定的人生基石。

多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告诉我，组织部门是党管理干部的重要岗位，担负着选拔、培养、调整、使用干部的重任。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主要的工作是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经历了党中央70年代拨乱反正，为大批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平凡昭雪，恢复安排他们的工作；经历了党中央80年代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新老干部交替，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经历了90年代干部体制改革，还参加了中组部公开选拔县(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在郑州市委的领导下，自1980年开始，先后在郑州市举办了11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并率先实施了公开选拔县(处)级领导干部工作，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脱颖而出，充实到郑州市各级领导班子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干部问题成了一个越来越敏感的话题，压力和阻力来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多年的经验告诉我，选拔任免一个干部，必须坚持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宗旨，不能凭个人的好恶，也不能有丝毫疏忽，因为选好一个干部，决定一个班子的素质，一个班子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的兴衰。在这方面我有着深刻体会。干部管理工作，第一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党把好干部选拔任用的关口。第二是坚持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选拔方法。第三要把组织部门办成干部的家，要真诚地帮助干部，要设身处地为干部着想，要真心地和干部交朋友。干部管理工作如果没有高度的党性原则，缺乏透明度，最终结果只能导致干部管理工作市场化、干部关系庸俗化！必然会导致党内的腐败！危及人民政权的稳定！

各级领导干部只有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真心关注人民群众根本意愿，真诚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才能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才能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进程，才能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确保社会主义江山社稷永不动摇、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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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执好政、掌好权，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国家干部任何时候都必须铭记的宗旨和党性人格的试金石。由于交通不便和气候恶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援藏的汉族干部大多数都是别妻离子，独自一人在高原上工作、生活。国家虽然有规定，每隔一年多时间可以回内地与父母妻儿团聚几个月，但很多干部三五年才能回去探亲休假。一位河南籍的干部跨进阔别已久的家门，从未见过面的两三岁的儿子见到他，不喊爸爸，喊叔叔，此情此景，令满头白发的老母亲着拐杖伤心地落泪。

拉萨市一位干部的爱人在内地当教师，常常批改学生的作业到深夜。一次，已经是半夜了，发现两岁的儿子发烧了，那时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也停开了。外边寒风怒号，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咬着牙，抱起了儿子，艰难地走了七八里路，到医院给孩子看了病，服了药、打了针，已经是后半夜了。她不敢再走夜路回家，就抱紧孩子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等待天亮。值夜班的医生见了，生气地问这位教师：“孩子烧成这样了，你爱人怎么不来？”一句话，让这位母亲潸然泪下。

家国不能两全，别人家夫妻各撑半边天，西藏汉族干部的妻子们在内地工作、生活，照顾孩子、赡养父母，独自撑起一片天。每当夜深人静、月儿挂在空中之际，也是他们夫妻们相互怀念之时，她们的青春就在这默默的怀念之中悄然逝去，她们用自己的辛劳支持着丈夫的事业，支持着西藏的建设，也是对祖国的一种特殊奉献。

我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时，与区党委宣传部的干部同住一座大院，同在一座两层小楼上办公。院子里，时常可以看到一位鬓发花白、身板硬朗的老同志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上下班，给人一种稳健、干练、洒脱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伟同志，他年近六旬，是个资格很老的老革命。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抗战时，党中央从延安派出两位同志到敌战区做秘密的通讯工作。一位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公李侠同志的原型，后被敌人杀害于上海。另一位就是陈伟同志，他被党组织派到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北平，党组织也给他选了一位女同志以夫妻身份做掩护。不久，共同的人生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为终身伴侣。夫妻俩配合默契、相濡以沫，共同战斗在敌人心脏，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全国解放后，陈伟同志留在北京市委工作。

60年代，陈伟同志被选派到西藏工作，为了照顾患有心脏病的老伴，他独自一人来到高原，一干就是近二十年。他忍受着孤独寂寞，默默地工作在高原上。他常常下乡蹲点，深人了解农牧民的疾苦和需求，风里来，雨里去，一路风霜，一身尘土。

长期的高原生活使他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我来到区党委组织部当干事，与他同住一排宿舍，我们几个干事住在东头，陈部长住在西头。不同的级别，享受同样的待遇，住一样的小屋，睡一样的硬板床，用一样的办公桌。他生活极其俭朴，长年身着一件深蓝色的卡其布上衣，一双半旧的解放鞋。那时候西藏的生活条件不太好，市场上没有蔬菜供应，每个单位都是自己种菜。即使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这样的机关，也和驻藏的其他单位一样，所有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每个星期都要参加一到两天的种菜劳动，这是自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后，形成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翻地、播种、施肥、间苗等劳动全靠机关干部自己干。陈部长也和一个普通干部一样，劳动时，挽起裤腿就到地里参加劳动，没有一点部长的架子。他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天天和我们这些小干事一起到食堂排队打饭，从不搞特殊化。偶尔，有好友从内地给他带些当时十分希罕的荔枝、桔子之类的水果，他就让通讯员喊我们过去，与他分享。见我们兴致勃勃地抢着吃水果，他明亮的眸中流露出慈父般的深情。

那是夏末秋初的一个早上，几天前听说自治区党委研究了一批地厅以上领导干部内调回内地，其中有陈伟部长。我在组织部工作，自然早一些知道这个好消息，大伙儿都为陈部长高兴，他一生鞍马劳顿，呕心沥血，为党为人民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可该回到北京亲人身边颐养天年了。谁料想，那天早上，他照例外出跑步锻炼身体，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布达拉宫脚下的一根电线杆旁。拉萨的清晨，街上行人很少，等同志们赶来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党的一位优秀儿子就这样倒在了他热爱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土地上。无声无息，悄然离去。

几天后，拉萨西郊烈士陵园里，自治区直属机关上万名干部前来为陈部长送行。苍天为之动情，清晨，竟然飘起濛濛细雨，雨点洒在高高的松柏树上，也洒在每个为他送行人的心头。当他的灵柩缓缓地放入墓地时，悲声骤起，人们沉痛地哀悼这位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干部！珠穆朗玛峰垂首，雅鲁藏布江含泪，我们依次上前为他添土，泪水滴落在泥土中。风雨中，上万名机关干部含着悲痛的泪水告别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人民公仆！

在西藏自治区机关干部的办公室和宿舍内，在拉萨市的八角街居民家里，许多人都喜欢在窗前桌上，摆上一盆名叫“吊金钟”的花儿，这种花非常适应拉萨的气候和水土，不需要多少肥料，也毋需过多地剪枝打权，只要将喝剩的茶叶渣和水，定时浇灌，那吊金钟鲜艳的玫瑰红色的花儿便悄悄地开了。每朵花儿的花心朝下，中间探出几株花蕊，像个倒挂的小灯笼，大家都叫这种花“倒挂金钟”。它没有多少芬香，只是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每朵花都羞答答地低着头，像藏家含羞的小姑娘那红扑扑的脸蛋儿，也像千千万万在藏干部那谦虚谨慎、淳朴厚道的品格。

这种花好像专为高原上的人们开放的，那时拉萨连个像样的泥瓦盆都很难找到。大家用汽车废弃的电瓶壳、大罐头盒来养花。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到拉萨西郊的草滩上，挖一些多年沤成的腐质肥，剪一枝芽条插入土中，浇些水，这花儿就扎住了根。我在西藏自治区组织部工作了六年时间，一直养着这种花，它陪伴着我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子。每当看到这些花儿，我都感到，它们多像生活在高原上的各民族干部，他们来到高原，扎根高原，像这些小花儿一样，用自己生命的美丽装扮着高原。

在这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在这气候恶劣的万里高原上，因为有了像陈伟、曹旭、王容声、扎西这样的汉藏干部，人民公仆，挽起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纽带，架起了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他们辛勤工作，努力耕耘，才有了人民政权的巩固，边疆的安定，人民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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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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