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朋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的中国女孩，被塔里克带回了这片富庶的土地。可是没人知道，我甚至连自己去一趟超市的自由都没有。

塔里克对我很好，这是实话，也是我当初力排众议远嫁到这里的原因。我们是在广州的一场国际展会上认识的。那时候我还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大客户经理，每天踩着高跟鞋在展馆里穿梭，谈吐自信，雷厉风行。塔里克是客户，他被我的专业和活力吸引。他追我的方式很直接，也充满了尊重。他会在我加班到深夜时，安排妥帖的专车送我回家；会在我生病时，直接飞到我的城市只为看我一眼。

他身上有一种中东男人特有的深邃和温柔。恋爱那两年，我们经常去香港看画展，在马尔代夫潜水，在巴黎街头漫步。他受过高等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思想开明。他告诉我，迪拜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后来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刚来迪拜的头几个月，我确实觉得很幸福。塔里克家在朱美拉区有一栋巨大的别墅，带游泳池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园。家里有三个保姆，一个专门负责打扫，一个负责做饭，还有一个负责洗熨衣服。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下楼就有准备好的丰盛早餐。塔里克去公司后，我就去逛街，或者在院子里晒太阳。那时候，我在朋友圈里发一张喝下午茶的照片，配上迪拜塔的背景，总能收获无数个赞和朋友们羡慕的评论。

“夏夏，你这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啊。”

“富太生活怎么样？是不是每天除了花钱没别的事干了？”

看着这些评论，我当时也是得意的。我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可是，当新鲜感褪去，生活露出它原本的骨架时，我才发现，这栋豪宅，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镶满钻石的鸟笼。

最先让我感到窒息的，是孤独。

塔里克的工作很忙，作为家族企业的核心成员，他每天有开不完的会议和应酬。他通常要到晚上九点多才会回家，有时候甚至更晚。而我，在这个巨大的房子里，连个能真正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和保姆们每天只有简单的交流，“把这个洗了”、“今天晚餐吃什么”。她们对我恭敬，但那种恭敬里带着深深的界限感，我是女主人，她们是雇员，我们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的交流。

而塔里克的家人，虽然表面上对我客气，但我始终是个“外人”。每周五是他们传统的家庭聚餐日，一大家子人会聚在婆婆的大别墅里。男人们在一个厅里抽水烟、谈生意；女人们在另一个厅里喝阿拉伯红茶、吃甜得发腻的椰枣。她们交流用的是阿拉伯语，语速极快，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像一个精致的摆件。我努力去学了一些基础的阿拉伯语，试图融入她们，但往往我刚结结巴巴地抛出一个话题，她们礼貌地回应两句后，很快又切回了她们熟悉的语言和节奏里。我只能端着茶杯，维持着得体的微笑，听着那些我完全听不懂的音节，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熬。

更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对自我价值的逐渐丧失。

在国内的时候，我是那个能扛下几百万订单的职场女性，我知道自己每天在创造什么，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但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塔里克的妻子”。

有一天，我试探性地跟塔里克提出来，我想出去工作。不为了赚钱，哪怕是去一家小公司做个普通的职员，或者去华人商会帮忙都可以。只要能让我接触社会，让我每天有点事情做。

当时塔里克正在换衬衫，听到我的话，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眉头微微皱起，用一种很不理解的眼神看着我。

“亲爱的，是我给你的零花钱不够吗？还是你看上了什么东西我没有给你买？”他的声音很温柔，但说出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不是钱的问题，塔里克。是我觉得我每天在家里快要生锈了，我想体现我自己的价值。”我试图向他解释。

他走过来，捧着我的脸，像哄小孩一样亲了亲我的额头：“你的价值就是做我美丽的妻子，把家里打理好，以后生几个漂亮的孩子。出去工作太辛苦了，你要看老板的脸色，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受那种罪？我的家人如果知道我的妻子还要出去工作，他们会觉得我没有能力养活你，这让我很没面子。”

那是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他看来，他把我养在温室里，不用风吹日晒，不用为生计发愁，那就是对我最大的爱。他无法理解一个现代中国女性对于独立和自我实现的渴望。在他的文化底蕴里，女人的归宿就是家庭。

我没有再跟他争辩，因为我知道争辩没有用。从那天起，我彻底断了出去工作的念头。我开始学着像其他阔太太一样，插花、做美容、买昂贵的珠宝。我把自己塞进那个别人为我量身定制的壳里，扮演着一个幸福、富足、无忧无虑的东方妻子。

可是，物质的丰裕填补不了精神的荒芜。那种空虚感就像是钝刀子割肉，不致命，但每天都在隐隐作痛。

最难熬的是对家乡的思念。那种思念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具体到一种味道，一个场景，甚至是一阵风。

迪拜只有夏天和没那么热的夏天。我再也体会不到国内那种四季分明的变化，看不到秋天满地的落叶，踩不到冬天咯吱作响的积雪。满眼望去，除了高楼大厦，就是黄沙和人工种植的昂贵绿植。

有一次，我特别特别想吃一碗我妈做的那种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里面要滴上几滴正宗的小磨香油。我让国内的朋友千辛万苦给我寄了香油和一些国内的调料过来，那天下午，我没让保姆插手，自己在厨房里忙活。当热油滋啦一声激发出葱花的香味时，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那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我端着面坐在餐厅里吃的时候，婆婆刚好过来送东西。她闻到了厨房里散发出来的油烟味和葱蒜味，眉头皱得紧紧的。她没有直接说我什么，而是转头用阿拉伯语严厉地斥责了保姆，大意是怎么能让家里充满这么难闻的味道，为什么不立刻喷香水。

保姆诚惶诚恐地拿来昂贵的阿拉伯熏香，在房子的各个角落喷洒。那种浓烈的、带着甜腻和木质香气的味道，很快就掩盖了我那碗面的葱香味。

我低着头，机械地把面塞进嘴里，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汤里。那碗面我最终没有吃完，倒进了垃圾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那个家里做过一次中国菜。我每天吃着烤肉、鹰嘴豆泥、各种沙拉，我的胃始终在妥协，我的心也在妥协。

前几天，是我妈的六十岁生日。早在半年前，我就跟塔里克说好了，我们要回国陪我妈过大寿。可是临近出发的那个星期，塔里克的家族企业出了点状况，他走不开。在他们的观念里，妻子是不能独自一人长时间出国旅行的，尤其是回娘家，这会让别人觉得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

塔里克给我卡里打了很大一笔钱，让我转给我妈，说算是他的一点心意，等过阵子他不忙了，再陪我回去。

我妈生日那天，我隔着五个小时的时差，给她打视频电话。视频里，亲戚朋友都到了，大家围着一个大蛋糕，热热闹闹的。我妈穿着我寄回去的红色毛衣，笑得很开心。

“夏夏啊，你在那边好不好？塔里克对你怎么样？”我妈凑近屏幕，仔细地看着我的脸。

我赶紧把镜头稍微拉远了一点，不让她看到我微微泛红的眼眶，扯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妈，我好着呢。塔里克对我特别好，这不，今天他又给我买了一条钻石项链，我戴给您看啊。”

我随手抓起桌上的一条项链在脖子边比划着。视频那头，亲戚们纷纷发出惊叹声，夸我有福气，嫁了个好人家。

挂断电话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就像是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瘫坐在地毯上。我看着周围奢华的家具，看着衣帽间里一排排连吊牌都没剪的奢侈品包包，突然觉得这一切都荒谬透顶。

我拥有了别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却失去了我自己。

我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又红又肿，精致的妆容被眼泪弄得一塌糊涂。这哪里还是当初那个在写字楼里意气风发的林夏？这是一个被困在金屋里的囚鸟，一只连悲伤都不敢大声宣告的囚鸟。

我不敢在卧室里哭，塔里克睡眠浅，我不想吵醒他，更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我的眼泪。我不能说是因为想家，他会说可以把我父母接过来（但老人根本吃不惯这里的苦，也受不了这里的气候）；我不能说是因为无聊，他会说可以再给我办一张无限额的信用卡。

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是钱，可是钱买不到我失去的自我，买不到那种自由呼吸的畅快感。

所以我只能躲进浴室。每天晚上，当夜深人静，整个世界都沉睡的时候，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浴室，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水流声能掩盖我的抽泣，冰冷的水能让我清醒。在这里，我可以卸下“完美妻子”的面具，做回那个脆弱、迷茫、想家的女孩。

哭够了，我用冷水洗了把脸，仔细地把眼角的泪痕擦干净。然后，我拿起放在洗手台上的晚霜，一点点涂抹在脸上，努力让自己的脸色看起来没有那么糟糕。

我把水龙头关掉后，浴室里瞬间安静下来，静得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我深吸了一口气，推开浴室的门，走进了那间巨大、豪华却冷得没有温度的卧室。

塔里克在床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我听不清的梦话。我轻手轻脚地掀开真丝被子，躺了进去。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又会是那个光鲜亮丽的塔里克太太。我会戴上婆婆喜欢的金手镯，穿着得体的衣服，坐在一群阔太太中间，微笑着听她们讨论下一季的限量版。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拿枪逼着我嫁过来。成年人的世界里，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我得到了泼天的富贵，但是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只是这代价，比我当初想象的，要沉重得多。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而我，在这个铺满黄金的国度里，早已忘记了该如何起舞。

如果你是我，在这个白天穿金戴银、晚上却只能在厕所偷偷抹泪的围城里，你会选择继续做这只金丝雀，还是有勇气打破这一切，重新找回那个一无所有却自由的自己？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吧。大家如果还有别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和讨论，同时也欢迎收藏和转发。（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