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懿娟

一位常驻坦桑尼亚的德国女领导曾对我说：“坦桑不是个适合女人的地方。在这里，女人需要更加努力才能成功。”出乎意料，这个国家的总统竟是一位女性。

坦桑首位女总统萨米娅在前任总统马古富利意外去世后接任，一度成为坦桑女性崛起的象征。她要求审视保护女性的法律，取消一切剥夺受害者权利的条款。她还废除了针对怀孕女孩的就学禁令，让怀孕学生和年轻母亲得以重返校园，继续完成学业。不过，在复杂的男权社会下，萨米娅的立场也并非始终如一——她支持一夫多妻制，这一习俗在今天的坦桑仍不少见。她还曾公开嘲讽女足运动员，称她们“平胸”，没人愿娶。

在非洲，婚姻几乎是生活的根本，而婚后女性往往缺乏生计，被认为只能依附男性生存。在我所居住的坦桑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除了被男人认为“太简单”的卖水果和面包外，街头基本看不到女性工作者。当地女摄影师葛楚德也在她的纪录片《打零工女士》中提到，“在坦桑的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工人常常被排除在正式就业机会之外。”在一些家庭里，女人是否可以参加工作需要丈夫同意。女性若想从政，那位长期跟踪当地政治的德国女领导说，“丈夫和家人都不会支持，还会上街游说，‘不要投她，她是个女人’，她们甚至会受到威胁……基本所有女人上位都需要潜规则。”

摄影展上，葛楚德与《打零工女士》的介绍

由于缺乏工作，女性被困在相夫教子的角色里，男女分工也随之固化。在过去的某些非洲文化中，男人下厨曾被视为禁忌——若有人看见男人做饭，甚至会被认为是在施巫术。时至今日，家庭厨房依旧被视作女性的领地，男人一旦加入，仿佛就在消磨自己的男子气概。加纳学者奥杜约耶发现，这种分工甚至能从祷告中看出。肯尼亚哲学家约翰·姆比蒂在《非洲宗教的祈祷》中记载过一句常见的祷词：

“主啊，愿她那病中的人，

从祢那里得到健康与平安……

愿她起身去工作。

愿她在厨房里工作。

愿她再次找到平安。”

当下，已经有一些女性走出家门谋得职位，然而，家务重担却仍旧压在她们肩上。在我所在公司，当地女雇员均从事行政、保姆或帮厨等内勤工作，操劳一天后，她们又得操持家中内务。我曾将一本斯瓦希里语女性主义读物借给公司的帮厨朋友。三个月过去，她却还没翻开。我一开始以为她偷懒，没养成读书习惯，结果，她平静地说：“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工作，回家还得做饭、打扫、洗衣服、带孩子……或许等我休假的时候吧。”

借给帮厨的书，《一封如此长的信》

我意识到自己的天真；令人心碎的是，她们自己也认同这种分工。一个圣诞节，另一位帮厨问我有没有准备礼物，没有就给她做香料饭。

“我不会做饭。”我告诉她。

“不行，你得做饭。女孩是妈妈的角色。男人有很多女人，所以你要用美食赢得他。”

我试图反驳，帮厨们却连连摇头。我不禁想起第一次去朋友家吃香料饭时，男人那份理所当然的姿态。

朋友家是典型的当地风格，一栋平房，一室一厅。客厅里摆着坦桑家庭标配的独立式多功能炉灶，正正方方的灶面上有四个炉头。在会做饭的女性朋友远程指示下，炉子斜对角已经放着两个锅：不锈钢锅里煮着洛神花汁，陶锅里则炖着羊肉。接下来，因为女朋友还没到场，他便把求助的目光转向我这个女人。我自然是摸不着头绪，他只好拉着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把洛神花汁送到邻居家冷藏——因为他家没有冰箱。他打趣道：“分享即关爱（sharing is caring）。”

朋友的炉子

回来后，我俩瘫坐在沙发上，吃着猴面包果粉末做的酸块儿，静静等待朋友过来救场。他突然提及家务，像是在暗示什么似的。他说，“在我们这边，约会后就要见长辈，叔叔也会来，他们在家里具有重要地位。长辈会考察这个女人，看她帮不帮家里干活，打扫卫生这样那样的，然后给男人提出建议。”他还说：“女人很重要，有些麻烦事儿我不会处理，我也不理解女孩儿的想法。那些是女人需要处理的问题，男人不用管。”

听到这种言论，我本想举国内“男主内、女主外”的例子，但又觉得这种遥远的偶发情形有些微不足道。根据《坦桑尼亚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国家报告》（2022年），女性在无偿照料与家务劳动上每天平均花费4个多小时，男性仅为1个多小时。中国的情形也不算乐观：女性平均每天投入3小时29分钟，男性为1小时52分钟（2024年）。那时我还不知道，瑞典等北欧国家长期跟踪男女在各类无偿工作上的时间差距，并通过认知引导与政策措施鼓励家务均等分担。我索性放弃了反驳，只是无力地在心里感叹，当地的性别分工早已根深蒂固，而这又进一步压缩了女性受教育和参与工作的空间，使她们难以独立，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我和朋友在沙发上消磨了许久，直到女友们终于到来，驾轻就熟地接手了灶台。她们煮起鸡肉和牛肉，加入混合香料马萨拉，随后将洋葱丁放入热油炒制，浓郁的烟火气喷香入鼻。

“还需要番茄。”她们指挥道。

朋友连忙带着我去买。

我们穿过空荡的土路小巷，来到一间狭小的蔬果铺。右侧，一串串青香蕉和黄香蕉矗立，生锈的货架上，错杂地放着大西瓜和提装矿泉水。左侧则是胡萝卜、土豆、洋葱、番茄……朋友挑了几个番茄，提了一打水，买了一把刀，随后便打道回府。

街头便利店

他让我帮忙提番茄，我用斯语说道，“这是Nyanya。”

“Nyonyo。”朋友说。

我听不懂。

“还有titi，chuchu。”朋友说。“意思是乳房，或者乳头。”

他总爱开些毫无营养的玩笑。在坦桑，许多男人仍未分清玩笑、示爱与骚扰的界限。根据2022年的一项研究《达累斯萨拉姆女大学生在公共交通中遭遇的性骚扰》，304名受访者中有88%表示曾遭遇公交性骚扰。最常见的是言语冒犯，按频率依次为：喊“baby”“love”等昵称、讲带性暗示的笑话或恭维、询问性生活以及吹口哨；约一半的人经历过非言语骚扰，以挑逗性的眼神、抛飞吻、舔嘴唇为主，甚至有人提出性要求或展示色情图片；而超过一半的人遭遇身体侵犯，包括不当触碰、紧贴摩擦，强行亲吻也时有发生。

坦桑公交车，通常格外拥挤

我决定质问朋友：“你知道在中文里，nyonyo是什么意思吗？”

他摇头。

“niao niao，就是‘尿’！”

他长叹一声。“你为什么非要毁了这个瞬间？”

刹那，一种得意的满足悄然在心底升腾。回忆往昔，面对酒桌上的陪吃、陪喝、陪唱，面对职场中的性别不公，面对言语乃至身体骚扰，我常常呆若木鸡，不知如何反抗，只能默默忍受，全凭对方残存的一点人性放过自己。如今，我终于忍不住回击，让朋友闭嘴。哪怕说些屎尿屁的废话，也像是一种微小的胜利。不知不觉中，我渴望看到更多女性的坚韧；有意无意地，我开始发现这种属于女性的力量。

一位女朋友曾向我讲述当下非洲女性能够获得的支持。她提到了一些女性互助体系，比如，致力于赋权女性的非营利组织“她行动”与“女性联合论坛”、专注于女性摄影发展的“女性摄影师联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广泛存在于各地社区的VICOBA。

VICOBA（Village Community Banks，“村庄社区银行”）源自1991年在西非尼日尔推行的MMD——Mata Masu Dubara，意为“行动中的女性”。在这种模式下，居家女性聚集起来，定期存款，轮流借款，这样一来，即使脱离丈夫的经济支持，她们依然拥有基本保障。朋友告诉我，在坦桑，一个女人可能同时加入五个银行小组。

小组负责人被称作Kijumbe，朋友的妈妈便是其中之一。最初，她发动邻居们一起存钱，每周召开一次会议，成员或她们的孩子定期攥着钱跑到她那里交款。若有人未按时缴纳，朋友妈妈便发消息或打电话催促。如今，她所带领的“爱与和平”VICOBA已逐渐壮大，完成了政府注册，还印制了统一的T恤和坎加花布。遇到困难时，她们也会互相扶持，比如，在葬礼上，她们会前去帮忙做饭，表达哀悼之情。

当然，发展至今，并非所有VICOBA都只有女性，也并非每个Kijumbe都值得信赖。朋友最初加入了同学创办的小组，但不久后，对方收了钱却迟迟不发，还出言辱骂成员，朋友决定退群，只留下了Maendeleo（意为“发展”）这一个小组。小组拥有三十名女性成员，她们互相提供着金融支持。

除了互助体系，教育同样关键。朋友认为，学校教会了女孩如何养活自己，让她们看到卖淫之外的合法职业路径，从而真正迈向独立。然而，不知是看透了婚姻的枷锁，还是因独立而令男性心生忌惮，一些非洲女性选择推迟婚期，甚至干脆不婚。由于这与非洲文化格格不入，坦桑当地《公民报》上，一位女记者疾呼：《男人，娶她吧——独立女性并非你的敌人》。

《男人，娶她吧——独立女性并非你的敌人》

这篇文章不由得让我担忧：她们虽学会了独立，但在非洲文化中，婚姻依旧被视作人生的核心，她们的独立是否足以抵御婚姻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她们曾努力争取的知识与自由会不会在“家庭”的名义下悄然流失？另一方面，我也担心，那些拒绝爱情的女性，可能是出于对男性以及婚后家庭的恐惧，或为了迎合某种性解放后的“现代女性”范式。她们或许会在无意识中做出选择，甚至会伤害自己。

面对这些，我依旧寄希望于女性主义教育。在达市，许多女性对女性主义仍感陌生，即便有所了解，也往往不愿将自己归为“女性主义者”。这一概念似乎已被污名化：在当地极受欢迎的社会论坛Jamii Forums上，一些匿名男性甚至将女性主义称为“社会中的一种新病毒”。我期盼更多、更全面的性别教育，能为她们——为我们——构筑起坚实的护盾。

“女性主义是社会中的一种新病毒”

近些年来，达市大学正在引入女性主义课程，帮助女孩建立性别意识，但我总觉得这些课程太少，太晚——尤其是在性教育方面。在非洲，愿意向学生讲解性并掌握教学技能的教师并不多见。他们不仅缺乏系统培训，还要面对社区抵制和经费匮乏等诸多困境。我不由得担心，许多当地女孩，就像许多像我这样的中国女孩一样，始终未曾得到真正的性启蒙；她们或许也会受伤，甚至经历更深的创痛。

稍微让人欣慰的是，坦桑一些国际学校已开始普及性教育。尽管这些教育往往只对富裕阶层开放，但总归胜于一片空白。朋友的外甥女就读于坦桑中南部伊林加的一所国际学校。一天，小女孩回到家，向大家展示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手势：她先将双手交叉放在大腿附近，说：“别碰”；接着又放到胸前，重复道：“别碰”。那段时间，社会上接连发生针对女童的性侵案件，老师们希望女孩能学会明确表达拒绝的权利与方式。

除了教育女孩，培养男孩的性别意识也不可或缺。在我参加的一次全女国际读书会上，我感受到一些教师的努力。那天，我们齐聚一位意大利女人家中，她是一所贵族学校——坦噶尼喀国际学校的英语老师，举办的读书会可谓史上最繁华的一次。

客厅摆放小食的桌子来自南非，上面有一盘无麸质饼干，四周围着无花果、覆盆子等五种果酱，均来自坦桑北部、乞力马扎罗旁边的阿鲁沙——坦桑尼亚航空公司的介绍将其称为“非洲日内瓦”。此外，桌上还有无麸质佛卡夏面包配蘑菇豆子酱、欧洲奶酪配葡萄与橄榄，以及黄瓜、胡萝卜等各种蔬菜条。

荐书讨论中，一位德国女人提到英国女作家斯里尼瓦桑的《性的权利》，屋内讨论顿时升温。书中有一篇文章名为《与我的学生聊聊色情片》，由此，意大利女人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在达市的性教育实践。

《性的权利》

“孩子们一听到要讲色情片，眼睛都瞪大了。”女人说，“孩子们很羞于聊性。他们遇到问题，可能会问我，但是绝对不会问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告诉父母课程会讲这些——尤其是穆斯林家庭……有些家长看到教学大纲还会问，为什么要学这些？就不应该接触这些……学校里还有些摩门教的孩子……”

无论如何，在女孩日益聪颖、男孩愈发极端的达市环境下，她坚持向国际学校11至14岁的学生进行性教育。她告诉学生，色情片都是不真实的。

学生一脸疑问，仿佛在说，“我可没看过啊，但为什么不真实呀？”

女人说：“色情片不好。自我疏解可以，只要把握好度，是健康解压的行为，但色情片不行，它粗制滥造，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性教育，它让大家误以为性爱就应该是色情片里那样……”

听着女人滔滔不绝的转述，我感到一阵安心，甚至有些羡慕国际学校的学生——其中不乏中国孩子。而彼时彼刻，我也跟着她上了一堂性教育课：或许正是这些片子，让许多当地男人——或者说世界各地的男人——听不见女人的拒绝，甚至把“不”误解为“要”。

针对“拒绝”的问题，女人也在班上进行了讨论。她提到，班上很多男生认为，拒绝就是直接说出“不要”，但女孩们则觉得，拒绝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开口。她们说：“有时候是通过肢体语言表达，有时候会说‘我不知道’、‘也许吧’——这些其实都是‘不’的意思。”女人借此教导男生，什么才是真正明确的同意。

我又一次感到触动。虽然各国各地的女性主义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全世界的女性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理解她人、帮助她人，其实也是在理解自己、帮助自己。我们一起发声、教育、反击……无论多么微小，都是一份力量。

那天的读书会上，你来我往地，大家聊了许久。女人这样的老师以及女伴们热切的讨论让我由衷觉得，男女平等分工以及“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CSE）终会逐步实现——不管是在坦桑，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讨论结束后，我起身，墙上密密匝匝悬挂着裸女与阴道的画作，捕获了我的目光。女性是那么美好，那么充满希望。一时间，反抗的艰难被暂时遗忘，只留下女性互助的未来与女性教育的希望——总有些时刻，我愿意相信，只要有女性在，问题终会迎来解答。女人说，这些作品是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它们如此明亮，如焰火般照耀着黑暗之心。我仿佛看见了全世界的女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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