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的贵州路101号，矗立着一栋红砖砌成的大洋房，这座建筑曾经是老闸捕房的主体，如今静静诉说着百年往事。透过它斑驳的外墙，仿佛还能感受到那段上海租界历史的厚重气息。

老闸捕房，成立于1860年10月，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个分区机构，一直到1943年才正式解散。那一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部队大规模进攻苏杭地区，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尤其是租界西半部尚未开发的空地（今河南路、山东路以西到西藏路一带），急需警力维护秩序。于是，工部局租用了盆汤弄（今山西南路）的丝业会馆，建立了老闸捕房，成为租界的第一个分捕房，驻有副巡官1人、巡长1人以及16名巡捕。

然而，初期的捕房位置位于辖区东北角，管理不便。1887年，工部局斥资13485两白银购入南京路51号（贵州路口）网球场7.212亩土地（租界中区612号地块），将老闸捕房迁至此地。新捕房于1888年8月1日开工建设，并于1889年12月13日竣工投入使用，总耗资46000两。捕房配备19名西捕、31名印捕和80名华捕，并设有可容纳30名华犯、10名西犯及20名乞丐的关押设施，外加一座马厩。由于公共租界雇佣的印度巡捕多驻此地，上海人戏称其为红头巡捕房，印度锡克族巡捕头裹红布，成为一道特殊风景。

到1905年，老闸捕房辖区东至山东路山西路，西抵护城河，北起苏州河，南到洋泾浜。1938年，辖区有所调整，但大体仍在这一片区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2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爆发了大闹会审公廨事件，大批示威群众包围老闸捕房，将底层和一楼建筑烧毁，印捕开枪回击，造成数十人死伤。次年，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工部局在捕房周围筑起高达10英尺的围墙，捕房从此更显森严。

20世纪初，老闸捕房辖区地处租界繁华中心，常成为反政府地下政治活动的据点。辛亥革命期间，1911年10月，捕房探目张宝荣协同西探在辖区内大小客栈逮捕形迹可疑的革命党人。张宝荣自1909年3月调至老闸捕房后，成为骨干探目。干得出色的探目往往能获得提拔，例如华籍正探长尤阿根在二十余年间屡破大案，最终在1932年9月升任华总探长。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在公共租界湖北路中华大戏院演讲，捕房特派探目张宝荣、包探顾阿根协助维持秩序，保障约五百名男女听众的安全，直至下午五时散会。

1925年5月30日，守卫老闸捕房的外国巡捕向和平请愿的游行队伍开枪，造成25人死亡、50至60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相关照片记录了惨案发生后南京路老闸捕房前的印度巡捕、华籍探捕、急救人员及伤者的情景。到了1930年代初，工部局封闭了南京路大门，改由贵州路门进出。原五卅惨案流血地点改建为商铺，即今南京东路766-772号的大光明钟表店，遗址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并树立了勒石纪念碑。

1928年12月9日，老闸捕房探目在北京路877号拘捕了28名正在开会的共产党人。1931年1月17日，捕房探捕先后在三马路东方旅社、天津路中山旅社逮捕36名共产党员，并将其移交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包括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左翼联盟负责人。1933年3月28日，捕房在山西路五福弄9号拘捕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人。

同日上午，共产党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在闸北共和路一带活动时被市公安局督察员捕获，他供称将于下午与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在山西路五福弄九号开会，随即由探员押送老闸捕房。捕头命华探万玉柯等按址行动，将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陆续拘获。晚上十一时，捕房派西捕五人、华捕二人，陪同廖承志回家与母亲何香凝见面。何香凝惊痛不已，坚信法律自有公正，电告全国并请著名律师吴凯声为廖承志辩护，最终廖承志在保释下获自由。

罗登贤、余文化及陈赓、陈淑英则于1933年4月1日下午被秘密押往南京。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何香凝呼吁下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七人参与救援。罗登贤未能获救，于1933年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余文化在关押六个月后获释。

拘捕陈赓、罗登贤、余文化等人的市公安局督察员马绍武，于1933年6月14日晚，在浙江路小花园总弄东方旅馆后门被暗杀，历史的血影在老闸捕房周围久久难以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