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在日本福冈博多的街巷之间行走，很容易被商业气息与车流声牵着往前走。但是，只要转入御供所町一带，脚步就会被一股更深沉的气息拖住。这里坐落着东长寺——一座与博多历史几乎同龄的古寺。与其说这是一次普通的游览，不如说是在城市心脏处，与往日的正面相遇。

东长寺的山门并不张扬，却自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气势。这座寺院，相传草创于日本平安初期，相传由遣唐使弘法大师空海在大同元年（806年）开基。日本各地许多真言宗古寺都与这位高僧有关，但东长寺的意义更具体——它被视为博多最早的密教据点之一。在唐风文化仍带着热度的时代，密教仪轨、梵音咒语与外来思想，曾从港口进入这片土地，而东长寺正是这种文化流动的见证者。

穿过山门，院内意外开阔。松树高立，碎石铺地，被岁月磨出柔光。与日本千年古都——京都名刹的精致不同，这里带着九州土地的朴实感。博多自古就是对外贸易港，城市气质中既有开放，也有务实——寺院也呈现出这种性格：不浮华，却深沉。

本堂旁最引人注目的，是寺内供奉的“福冈大佛”。这尊木造坐像高达10.8米，重达30多吨，从1988年——也就是我启动旅日生涯的那一年开始雕刻，前后用了4年的时间，号称是是日本目前最大的木佛像。步入佛堂的那一刻，光线骤暗，佛像从暗影中浮现，面容沉静，像是从时间深处缓缓抬头。参拜者在脚边显得渺小，呼吸声都不自觉放轻。城市的节奏在此被截断，只有木材的气味与空间里的回响提醒你：历史不是概念，而是可以被身体感知的存在。

然而，这次造访真正牵动我心的，是寺院后方的黑田家墓所。福冈藩主黑田长政及其后继藩主的墓地静静安置于寺域一角。黑田氏是筑前福冈藩的统治者，自江户初期入封此地后，奠定了福冈城下町的格局。其实，博多与福冈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城市单位，但在黑田家治下，武家町与商人町并存，城市结构由此定型。今日福冈市的雏形，其实就埋在这些墓石的时代之中。

墓所并非宏大陵园，而是典型的武家墓地格局：石塔整齐排列，松影低垂，空气中带着草木与石材混合的气味。没有喧闹的解说声，只有风声掠过塔身的轻响。站在这些墓前，日本江户时代的时间仿佛并未远去——城郭政治、参勤交代、藩政运作，都曾以这里为精神坐标。

黑田家在九州历史中可以说相当地有分量。长政之父黑田如水（官兵卫）以智略闻名于战国末期，而长政本人则作为德川政权的有力大名，参与奠定近世秩序。福冈藩在江户时代是重要外样大名藩之一，既有军事义务，也需维持财政与治安。城下町的寺院，正是这种政治——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藩主家墓所设于此，并非偶然，而是武家与宗教空间相互依托的历史结果。

需要赘述的是，那个年代黑田藩的一个农民一锄落地，竟然挖出了一颗金印，那上面的文字印证了中国典籍《后汉书》上有关东汉汉光武帝赏赐给日本倭王金印的事情，从而凿实了中日两国二千年交流史开端的起点。这颗金印，现在存放在福冈历史博物馆。

我在墓地石阶旁坐了一会儿。阳光从松针间落下，像碎金一样铺在墓塔上。这里没有观光式的“震撼感”，却有一种缓慢渗透的重量。所谓历史感，不在于轰动的事件，而在于这种持续数百年的秩序与记忆。藩主、家臣、町人、僧侣——各自角色不同，却共同维系着一座城市的运作系统。

东长寺也因此显得格外特别。它既是宗教场所，也是政治记忆的容器。佛像让人面对永恒，墓所则让人直面时间。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却都指向同一件事：人终究要被历史收纳。

离开墓所时，院内钟声正好响起，低沉悠长。钟声越过围墙，与远处车流声短暂交织，又各自散去。那一刻我意识到，东长寺并未被福冈这座已经现代化的城市吞没，它只是静静与之并存。商业街在发展，高楼在生长，而这座古寺仍以自己的节奏呼吸。

旅行走到这样的地方，人往往会放慢。不是因为景观宏大，而是因为时间在这里变得厚重。黑田家的石塔、弘法大师的传承、木造大佛的沉默——这些元素把博多的过去牢牢系在当下。

当我走出山门回望时，忽然明白：东长寺之于福冈，就像年轮之于树木。你平时看不见它，却正是它支撑着一切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