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北京大学刚刚公布了考古专业的分配名单，其中有一个学生家长在得知孩子被分配到敦煌后，哭得声泪俱下：我只有一个儿子，怎么能把他派到敦煌去？那一年，和其他人一起被分派到令人心生畏惧的敦煌的，还有一个瘦小的女生——樊锦诗。樊锦诗本来也不愿意去莫高窟，但为了完成老师的嘱托，她还是决定前往。临行前，她和男友约定三年后再去武汉团聚。然而，命运却让她在莫高窟坚守了大半个世纪。

从青丝到白发，樊锦诗为何能够始终坚守在这里？她又为何被称为敦煌女儿？

樊锦诗于1938年出生在北平，尽管她是北平人，但她的成长地是上海，深深地融入了上海的文化氛围。她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期望她能成才，因此为她取名诗，希望她能够如诗般美丽而富有文化底蕴。樊锦诗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尽管她从小身体虚弱，但她的学业一直非常出色，尤其热爱读书。中学时期，她读过一篇讲述莫高窟的课文，文中提到莫高窟有数百个洞窟，里面有精美的壁画和彩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樊锦诗考上了北大的考古专业，从此她便开始四处搜集与莫高窟相关的资料。大学毕业前一年，她主动要求去莫高窟实习，然而她没有料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段经历让她感受到了黄沙的洗礼。

刚到敦煌，樊锦诗这位从上海来的娇弱姑娘很快就被那里的风沙吹得满脸尘土。她用了香皂洗头后，头发上仍然留下了难以去除的白碱，黏腻的感觉让她异常难受。研究所的前辈告诉她，这种碱水虽然苦涩难耐，但要节省使用。而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她在南方成长的生活中完全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不仅是水源紧张，连食物也极为匮乏，蔬菜除了白菜、土豆和萝卜几乎没有其他种类。樊锦诗常常看着邻居树上的水果，嘴巴馋得直流口水，但却不敢去摘。直到研究所种的水果成熟，她终于尝到了一份果实，那天晚上，她几乎把水果一口气吃光了。多年后，她回忆起那一晚：吃过那么多水果，但那晚的水果是最好吃的。对樊锦诗来说，虽然物资匮乏可以忍受，但最难忍受的还是那里的极端气候。气候不仅干燥，温差也大，樊锦诗因为不适应这片土地，几乎每天都失眠。没过多久，她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连走路都感到困难。老师担心她出事，于是安排她提前回到了北京大学。尽管她原本的实习期还有三个月，但从那时起，敦煌便成了樊锦诗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时毕业分配时，樊锦诗听说自己被派到敦煌工作时，心里充满了忧虑与不安。她本打算与男友结婚，然而男友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樊锦诗知道两地分居会带来怎样的困难。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北大考古教研室的主任苏秉琦先生的一番话彻底打动了她：我要感谢你，你去敦煌是要编写考古报告的，这份考古界的‘二十四史’就交给你了。在当时，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近代以来，莫高窟频繁遭到劫掠，1900年，藏经洞的文献被英国人斯坦因带走，甚至有十几车之多。这些文献涉及天文、地理、习俗、宗教、医学等各个领域，堪称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但精华部分却早已流失到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等地。敦煌的历史成了几代学者心中的痛，而让敦煌学回归中国，成为了他们最大的愿望。樊锦诗听到老师的嘱托后，顿时热泪盈眶，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她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尽快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临别时，男友彭金章轻声对她说：我等你。樊锦诗哽咽地安慰他：很快，最多三四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她却整整离开了19年，才终于与他重聚。

樊锦诗抵达敦煌时，那里依旧是她记忆中的风沙肆虐。她的住处竟然是一个破旧的庙宇。

有一天，樊锦诗去土厕时，刚走出门就看到一双绿眼睛，她瞬间吓得全身寒毛竖起，以为是狼来了。她急忙转身回来，紧闭大门，心里充满了恐惧。直到第二天才发现，那狼原来是一头驴。这样的笑话却让她一点也笑不出来，反而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悲凉。为了不让自己过度思念上海的生活，樊锦诗不敢照镜子，努力不去回想外面的世界。但每当夜深人静时，她感到特别孤单：我常常觉得，整个世界好像把我遗忘了，老彭也把我忘了。1967年，樊锦诗的初恋已经成了丈夫，名叫彭金章，而他们因为各自的工作，分别生活在武汉和敦煌，隔着天南地北。有了第一个孩子时，樊锦诗本打算去武汉待产，但由于始终请不到假，她最终不得不独自在敦煌生产。好心的医生看到她没有家人陪伴，提议她给丈夫发电报，告诉他自己生了个儿子。然而，樊锦诗苦笑道：就算是金娃娃，他也赶不回来。与此同时，彭金章正在焦急地等火车，背着两个筐子，里头放着为妻儿准备的营养品和衣服。

等到彭金章满头大汗地赶到医院时，樊锦诗顿时大哭了起来，看着虚弱的妻子和还没有衣服穿的儿子，彭金章也忍不住抹眼泪。之后，他为妻子炖鸡汤，给孩子冲奶粉，体贴入微地照顾她们。尽管有了丈夫的关照，樊锦诗的生活依旧充满了艰辛。月子未完，彭金章的假期就结束了，他们又不得不分开。两人一直坚持着要尽快将工作调到一起，但直到第二个孩子五岁时，他们依旧没有如愿以偿，一直过着如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由于工作繁忙，樊锦诗无法兼顾家庭，两个孩子不得不先后送到武汉，由丈夫照顾。樊锦诗曾说：我的心被撕成了两半，一边是莫高窟，一边是老彭和孩子。1983年，《光明日报》的记者在采访樊锦诗时，无意中发现了她儿子的来信，信中写道：这次英语考试没及格，我很惭愧，也很着急。爸爸带学生考古去了，我好想念您，您什么时候回来啊？樊锦诗因多年来无法兼顾家庭而陷入困境，记者被她的付出感动，特意写了篇《敦煌的女儿》的报道。虽然樊锦诗获得了许多荣誉和赞扬，但她并不满足，她曾多次考虑是否调离敦煌，去武汉陪伴家人。

然而，敦煌研究所不愿放她走，而彭金章所在的武汉大学也不舍得她离开。两方单位的拉锯战持续了多年，直到1986年，甘肃有关部门派人去与武汉大学协调，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