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当我们去一个城市旅游，往往只能浮光掠影般领略一座城市的风光，就好比在异域他乡邂逅一名女子。

我们擦肩而过，残留在脑海里的，往往是美人的皮相之美，至于美人内在的风骨之美，往往无从得知。

如果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深谙当地历史文化风情的文化导游，或者，一本类似《文化苦旅》这样的行者散文，在那个城市走一圈下来，旅行的体验一定是大大不一样了。

对于喜欢在冬天飞往澳洲旅游的我们来说，简·莫里斯和她的这本《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正是这样一本澳洲历史文化散文。

在分享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聊聊今天这位比悉尼人还了解悉尼的英国旅行作家。

她叫简·莫里斯，英格兰威尔士人，1926年出生，参加过二战，战后在《泰晤士报》《卫报》做过多年记者。

1953年，英国派探险队登顶珠穆朗玛峰，简·莫里斯作为随行记者独家报道了此新闻，从此一举成名。

盛名之后，莫里斯的足迹继续前行，她写过新闻报道，写过诗歌，写过入围布克奖的小说，但她最引人瞩目的成就，还是一系列的文化旅行散文。

进入耄耋之年之后，莫里斯曾不无自豪地说：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新手和老兵，一个男人和女人，一个记者和有抱负的书写者，在这半个世纪中，我游历了这个世界，并且写下了它。

简·莫里斯

用莫里斯自己的话说，她在半个世纪中“游历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观察了许多历史事件，描写大多数的大城市，采样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从骨子里感受某些划时代的改变，并一直记录着世界对自己的影响。”

很显然，莫里斯的游记是独特的，一方面，莫里斯足迹所到之处非常广阔，这一点，是同时代女作家望尘莫及的，另一方面，她的情绪和语言又比大部分男性作家的更敏感细腻。

因此，莫里斯的游记，如果用风光纪录片来比喻的话，就是既有恢弘的全景式镜头，也有细微的局部特写，几乎每一本都是精良之作。

回到这本完成于1991年的《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上来，从副标题“帝国的绚烂余晖”这七个字中，我们不难判断，这不是一部描写悉尼自然景观和城市风光的普通游记。

莫里斯的关注点，是大英帝国在它曾经的殖民地悉尼留下的历史痕迹。

莫里斯第一次到悉尼，是在1962年，当时她发出了“天啊，糟透了”的尖叫，在她看来，悉尼不过是一个被郊区围绕的港口——它的出身让人反胃，它的脾性粗俗，它的居民邋遢，总的来说，它是一座二流城市。

而后，作为一个大英帝国历史的狂热爱好者，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莫里斯不断造访悉尼，她走遍了悉尼的每一个角落，细致梳理了它的全部历史。

可以说，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她已经比绝大部分悉尼人更了解悉尼了，她在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里发现了衰败的帝国的残骸，一些壮观而且光彩夺目的东西。

到底，莫里斯眼中的悉尼，散发着怎样的帝国余辉呢？请跟随作者的笔触，一起进入莫里斯的悉尼文化之旅。

1.两百年前的历史血脉，铸就了今天悉尼的一切

了解过澳大利亚历史的朋友，应该还记得悉尼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今天这座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沿岸的城市，在当年不过是夹在太平洋和蓝山之间的一块盆地。

1770年，英国皇家海军的库克船长驾驶“奋进”号抵达澳洲海岸，将这块大陆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在那次航行中，库克发现了杰克逊港，但急于回家的他并没有将船驶入。

17年后，大英帝国失去了美国殖民地，想起这块“无主之地”，英国政府派遣舰队以女王的名义殖民“新南威尔士”，舰队总指挥也是殖民地总督皇家海军亚瑟·菲利普船长，指挥舰队于1788年1月21日驶过了悉尼海角。

船上除了几百名水兵，还有几百名罪犯，后者是这次远征成行的主要原因——大英帝国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权贵们急于将这些人脱手，流放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1月26日，远征队将英国国旗插在了悉尼的土地上。这是悉尼建城的开始。

我想，每一个初次抵达悉尼的朋友，一定对悉尼赞不绝口，它自然景观优美怡人，海港更是堪称一绝。

但建城之初，悉尼的情况却异乎寻常地困难、混乱。这里土地贫瘠，灌木深邃，野生动物令人胆战心惊，土著让人摸不着头脑。

更要命的是，建城的主力军，那些分批抵达的犯人们，不仅毫无修建房屋的才能，还极其粗野乃至邪恶，那些看护他们的士兵，也是一帮冷血无情的乌合之众。

这样一群人被放逐到一块与文明隔绝的蛮荒之地，情形如何，不难想象。历史从来不是在脉脉温情中创造出来的。

阿瑟港监狱

在这本书里，莫里斯根据史料，对悉尼建城之初的日常生活画面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她笔下，穿越回两百多年前看到的悉尼是这样的：

一群群衣衫褴褛的男犯人，在铿锵声中烧铸铁器，积习难改的女犯人，吊高了嗓子喊着脏话粗语；到处都是士兵，带着高耸的帽子，佩着盛气凌人的步枪刺刀；

罪行较轻的犯人坐在仓库里，无处泄欲的水手烂醉在酒馆，而土著民们，或一丝不挂，或穿着英国人丢弃的破衣服闲晃着。

小袋鼠和小鸡到处东走西跳，笼子里的凤头鹦鹉，尖声厉叫着，猪和羊在公共墓地的坟墓间闲逛，那些猪有时候也会停下来，巴望着啖食山羊。

成百上千破衣烂衫的流浪小孩，在大马路上游荡；港湾外的品奇哥特岛上，一个被绞死的爱尔兰人的骷髅，被挂在那里荡来晃去，以儆效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悉尼存在的意义就是大英帝国的流放地，一座开放式监狱，一把原始自然之锁——被夹在高山和大洋之间的犯人们，几乎不可能从这里逃脱。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开始从蒙昧状态中脱身。

犯人的运送停止了，大量自由移民涌入，本地出生的人口也增加了，穿越蓝山的道路被开辟出来了，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因为海上贸易和羊毛生意，经济实力蒸蒸日上。

1856年，悉尼成为了新南威尔士自治殖民地的首府，随着大英帝国走向鼎盛，这座新兴的城市已经俨然是一处称职的帝国前哨。

不过，它原本的居民，一个名为爱奥拉的土著部落，也彻底消失了。

对现在的悉尼来说，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经历，早已恍如隔世，但在莫里斯如探照灯般的目光检索下，这个城市的起源不仅深深影响了它的城市规划、它的建筑风格、它的语言习惯，也抵达了其居民的心智。

悉尼人的勇敢、随性、冷漠、谄媚，还有骨子里自相矛盾的平等主义和种族主义，都能在它作为流放地和殖民地的历史中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