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新泰,高铁得五个多小时,车厢里渐渐没了吴侬软语,多了些铿锵的调子。邻座的大姐往我手里塞了个苹果,说是自家果园的,“尝尝,比你们南方的脆甜。”我接过来擦了擦,咬一口,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忽然就觉得,这趟远门,怕是来对了。
新泰城不大,站在高处看,像块被揉皱的绿绸子,裹着些灰瓦白墙的房子。我住在老城区的客栈里,推开窗户就能看见胡同口的老槐树,树干上缠着红布条,据说是祈福用的。清晨五点多,就听见胡同里有动静,不是上海那种急促的高跟鞋声,是“吱呀”的开门声,接着是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响,还有大爷大妈打招呼的声音,“吃了吗您?”“今儿这天儿,适合遛弯。”
我跟着人流往菜市场走,菜摊子摆得密密麻麻,黄瓜顶着花,茄子紫得发亮,卖豆腐的大爷蹲在小马扎上,手里的刀在豆腐块上切得“当当”响。有个大姐买韭菜,跟摊主讨价还价,“再饶两根呗,回家包饺子,缺两根儿不好看。”摊主哈哈笑,抓了几根往袋子里塞,“拿去吧,够不够?不够再给你抓。”这在上海少见,超市里的菜都包得严实,价签一贴,多说一句话都显得多余。
街角有个卖火烧的铺子,炉子里的火“呼呼”地烧,老板是个壮实的汉子,面团在他手里揉得像玩泥巴,撒上芝麻,往炉壁上一贴,不到十分钟,金黄的火烧就出炉了。我买了个梅干菜的,咬一口,外皮酥脆,里头的馅带着点甜,麦香混着芝麻香,直往鼻子里钻。旁边有个大哥端着碗羊汤,掰着火烧往里头泡,见我瞅着,就说:“姑娘,尝尝咱这儿的羊汤,配火烧绝了。”我跟着要了一碗,汤白得像牛奶,撒上葱花和香菜,热乎乎喝下去,浑身都暖了。
在新泰待了几天,发现这儿的人活得实在。中午去小饭馆吃饭,老板看我一个人,就说:“点俩菜够了,俺这儿分量足,吃不完浪费。”上来的盘子跟小盆似的,土豆丝切得粗细均匀,裹着酱汁,酸中带辣,还有个炖豆腐,里头埋着几块五花肉,豆腐吸饱了肉汁,咬一口能爆出汤来。结账时老板少收了两块钱,“零头抹了,下次再来。”这在上海,怕是不可能的事。
傍晚时分,公园里全是人。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妻,有跟着收音机练太极的老人,还有几个小孩在空地上踢毽子,毽子在他们脚上翻花,看得人眼花缭乱。护城河边上,有个大爷支着鱼竿钓鱼,旁边围了一圈人,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凑过去问:“大爷,钓着了吗?”大爷头也不回,“着啥急,鱼也得吃饭不是?”说完自己先笑了,周围的人也跟着笑,那笑声顺着河水飘出去,软软的,像块棉花糖。
有天我迷路了,站在路口看导航,旁边修鞋的大爷问:“姑娘,去哪儿?”我报了地名,大爷放下手里的锥子,“往前走到路口右拐,过两个红绿灯就到了,要不我带你走一段?”我赶紧说不用,大爷却站起来,“没事儿,反正也没生意,就当遛弯了。”路上跟我聊起新泰的历史,说这儿以前叫平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你看那棵老槐树,比我岁数都大,以前打仗的时候,好多人在底下躲着呢。”
走到胡同口,大爷指着一家院子,“这是俺家,进去喝口水?”我犹豫了一下,大爷已经推开了门。院子里种着月季和石榴树,墙根下堆着柴火,屋里飘出炖肉的香味。大娘正在灶台前忙活,见我进来,擦了擦手,“快坐快坐,刚炖了排骨,一块儿吃点。”我推辞不过,坐在小马扎上,看着大爷大娘忙前忙后,忽然觉得,这哪儿是陌生人,分明是认识了多年的街坊。
在新泰的日子,像泡在温水里,不急不躁。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晃到菜市场买把新鲜的菜,回来在客栈的小厨房炒一炒;下午去书店待一会儿,或者跟着 locals 去爬莲花山,山上的风带着草木香,吹在脸上舒服得很;晚上就坐在护城河边上,看路灯把河水染成金色,听旁边的茶馆里传出梆子戏的调子。
要离开的那天,我去胡同口跟卖火烧的老板道别,他塞给我两个刚出炉的火烧,“路上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我接过火烧,还热乎乎的,掌心传来麦面的温度。坐上高铁时,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新泰城,忽然想起贾平凹先生写过的话,“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新泰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他们不像上海人那样活得精致,也没有大城市里的焦虑和匆忙,他们就守着这片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朴实的诗。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胡同口的家长里短,公园里的悠闲自在,还有陌生人递过来的一个苹果,邀请你回家吃饭的热情,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却藏着生活最本真的味道。
我忽然就羡慕起来。羡慕他们能在清晨的阳光里,不慌不忙地喝一碗羊汤;羡慕他们能在傍晚的护城河边,静静地看一场日落;羡慕他们能在熟悉的胡同里,跟每一个遇见的人打一声招呼。这种日子,就像新泰的火烧一样,实在、温暖,咬一口,全是生活的滋味。
回到上海已经半个月了,冰箱里还放着新泰带回来的芝麻盐,每次做饭时撒一点,就能想起那个小城的味道。有时候加班到深夜,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会忽然想起新泰胡同里的灯光,那灯光不亮,却能照亮回家的路。我想,大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新泰”,那是我们对简单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在繁华都市里,依然留存的一点朴素的渴望。